好比欣赏一首诗，吾人总是先要知道诗里的典故：故典、新典，典故用在这里的意思，然后是整首诗的意思。面对器物，也可以像读诗那样，看它的造型、纹样、设计构思的来源，找回它在当日生活中的名称，复原它在历史场景中的样态，在名与物的对应或不对应中抉发演变线索的关键。

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不知道学习科目是怎样的，我想象中，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而这些门类也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二者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

近年博物馆的兴盛发达，博物馆人员构成的改变，博物馆的开放形式以及展陈方式的变化，都为我们提供了打通“文”与“物”的方便。这一从未有过的条件如果不去充分利用，就太可惜了。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近年的一种生活方式。

常常在博物馆门前看到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爱国主义包括的内容应该很丰富，简单说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了解。在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到博物馆去看，博物馆自然要有这样的担当，即利用直观的优势，为观众提供准确可靠的知识。

定名与相知，原是我为自己的研究所制定的目标，在这里也可以作为观展的总结。某物叫什么名字？什么用途？这是自我提问，也是我最常面对的来自朋友的提问。对自己而言，这是观展收获，另一方面，这部分内容也多为博物馆即时采用，因此由个人的心得而直接成为公共知识。

《文心雕龙·史传》第一节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刘勰的时代，欲接通古今，惟有文献一途。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创立以及逐步走向成熟，却为我们走进古代世界揭示了更多的可能，也完全有条件使几乎被遗忘的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今天的“名物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与“古”原是一脉相承，我把它定义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它所面对的是文物：传世的，出土的。必要解决的是两项：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

定名与相知的具体内容，近20年来我在很多场合都有过相同的表述。

关于定名，我以为，对“物”，亦即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当然所谓“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这里正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

所谓“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某器某物在当时的用途与功能，亦即名与物的还原。我的理想是用名物研究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领域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重温古典。对我来说，这样的考证过程永远有着求解的诱惑力，因此总是令人充满激情。

总之，定名与相知，这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可以说，定名是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我把它作为研究的目标，也用它来检验自己的成绩，同时更希望读者也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我的著述。至于这一工作的意义，我只能辗转引用老友李旻来信中所引述的一段他人对他人的评价：“西哲阿冈本（Agamben）说‘

’，大致如此吧。看见研究道教的吴真说，薛爱华的诸多研究，都令人信服地表明：表面上，名物似乎只关乎人类的日常生活，无足轻重，而实质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名物无声却又具体而微地说明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承载着诸多文化史、精神史与制度史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