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刘某，1970年生”“代理人：刘某，1972年生，系原告刘某之子”，日前，由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人民法院制发的一份判决书，因出现“爹比儿子大两岁”等数处离奇错误而引来网友的围观。4月8日，渭城区人民法院向记者表示，该院已安排法官修订补正判决书并对此事进行调查。（人民网，4月9日）

无独有偶，此前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一份判决书多达68处错误被曝。司法判决文书，原本是当事人定纷止争的最终依据，因何屡现斑驳，又因何频出事故？恐怕，法官太忙、疏于细致，是一个表面症结。在2013到2017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8896.7万件的重担下，确实要体谅案多人少的适量纰漏。问题在于，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失误过多而过于明显，甚至出现当事人年龄、身份、法院管辖等基本信息的混乱，俨然折射出判决文书被部分法院、法官边缘化。与其归咎法官严谨不足，不如深思，判决文书作为当前的司法正义最后一公里防线，是不是已经被漠视，甚至出现了松散迹象？

可以说，诉讼是国家强制力量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而判决文书身处诉讼的最末端，是防线的防线。耶林说得好：“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司法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在社会权利义务失衡之后，运用国家强制后盾调正这个天平。矛盾的是，谁来监督监督者，谁来判决判决者。一纸判决，记载的不止于案件经过和法律依据，更多时候，它是一个决定当事人命途走向的指南针。当事人面对冰冷而陌生的判决书，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周旋的空间，一切，似乎已经一锤定音。

从立案到审判，从判决到执行，判决书始终具有盖棺定论的效力，这次出现民事判决中“爹比儿子大两岁”的荒诞文书，下次，会不会及于刑事判决？可见，一旦心理上对判决文书稍加松懈，则牵一发而动全身。法院看的是白纸黑字，当事人看的就是人生逆旅。培根名言道，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十次犯罪的危害还要大。撰写判决文书的一字一句，应当十分审慎。

更重要的是，文书有误，无意之中篡改案件事实之后，会冲击公众的司法认知和法治理念。既然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则判决文书作为司法正义的集中表达和主要载体，岂能失之偏颇？可以想见，买一部《民法总则》仔细研读很难，而在新闻媒体以案学法却行之颇易、见效奇快。当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4278.3万份，访问量133.4亿人次，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 “爹比儿子大两岁”会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会成为审视和体察司法机关的放大镜。

何况，司法体制改革之后，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和“员额制”落地已经稳打稳扎，司法终身责任制如果在判决文书有误之后不亮起红灯，则太过不该。法官责任和司法判决，本来就是不可割裂的一个问题，只有二者在司法正义的轨道上统一起来，司法体制改革才能更加行稳致远。

判决文书既然能够使法律生命体征跃然纸上，也就能极大地促使司法正义在最后一公里防线培基固本、枝繁叶茂。在判决文书大笔一挥之前，植根夯实正义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