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客户端北京4月27日电(记者 宋宇晟)记者在26日晚公开的《〈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卷首、目录》中注意到，莫言将在该期杂志中发表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以及《〈高粱酒〉改编后记》(以下简称后记)。

此次的新剧本《高粱酒》与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故事密切相关，大体以此为基础进行改编。杂志卷首明确指出，该剧本是在“红高粱家族”之上的一次新的创作，“并非旧瓶装新酒”。

除文学样式不同外，该剧本的人物上也有大变化，性格更鲜明立体。杂志卷首写道，“九儿和余占鳌都有了新意，余占鳌、麻风病人几乎走出了小说的原本形态，而小说中并未出现的凤仙和并非主要人物的刘罗汉成为主角”。

1986年，还是“青年作家”的莫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红高粱》。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

时隔32年，他在《〈高粱酒〉改编后记》中回忆了当年创作和发表《红高粱》的往事。

“那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口出狂言，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当时，学院的条件很差，我是在阶梯教室里，借着闪烁不定的灯光，完成这部作品的。”

1986年春节期间，莫言在高密获悉《红高粱》将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他回忆称，这个消息“让我整个春节假期都处在兴奋之中”。

之后，莫言陆续写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四个中篇，“与《红高粱》合在一起，起了个总题目《红高粱家族》，作为一部长篇出版了”。

1987年，张艺谋拍了电影《红高粱》，其中使用了包括《高粱酒》在内的两部中篇的素材。这部电影让莫言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此后，相关作品屡屡被改编成各种体裁的作品。

据莫言梳理，截止到现在，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剧种包括评剧、晋剧、豫剧、茂腔和舞剧，“还有一些剧种正在创作中”。

“这些剧我或是到剧场看过，或是看过录像，感到都有自家的特色，都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都对原作的境界有所提升。”他写到。

莫言也在后记中自问，既然有如此多改编的版本，“那为什么我还要自己再改一遍呢”？

他给出的答案与小说细节有关。

“首先，我觉得小说中九儿嫁给麻风病人这个重要的情节，在小说中可以存在，但出现在舞台上，就让人感到心里不舒服。”

因此，在这个剧本中，莫言把麻风病人改成了肺病患者。“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个在小说中像影子一样的人物，改成了一个有台词、有唱段、有性格的人物。”

另外，原小说中尽管没有明写余占鳌是杀害单家父子的凶手，但在作者的预定中，人就是他杀的。

“改编成舞台剧，这个问题必须回避。”莫言指出，因为不管是什么朝代，无论你是什么理由，不管是什么法律，都不会允许跑到人家洞房里去杀人。

“所以在这个剧本中，我非常明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人，不是余占鳌杀的，他也根本没有想去杀人，他只是想去把九儿抢走。洞房里去抢人家的新娘，也不是光彩的事，但有爱情的旗帜遮掩着，勉强也算合理吧。”莫言写到。

莫言还在后记中透露，为了写好唱词，春节期间，自己“向台湾作家张大春学习律诗”。“废寝忘食一周，略有心得。”

杂志卷首这样评价莫言的这篇新作——“新的人物设置和故事以及新的呈现方式，让我们从语感韵律开始贴近了红高粱所种植、生长的土地、人间，并逐渐从主角的天地浩气、侠骨柔肠中真切动人地领略到民族精神的厚重坚实和英雄气概的硬朗正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