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武汉市一家中心戒毒社区内的“就业红娘角”

缉毒战果上升,但新滋生吸毒人员、吸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也同步上升。

这个现象,曾一度困扰湖北省武汉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陈黎明。

经多年摸索实践,武汉禁毒人得出一个结论:要跳出这一怪圈,就必须做实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针对吸毒人员管控、收戒、康复、回归四大难题,武汉探索创新禁毒社工、所外医疗专区、约束性戒治、社区就业等工作,去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入所强制隔离戒毒人数同比上升53.8%,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率上升35.7%,戒毒康复人员就业率上升26.9%,新滋生吸毒人数下降19.4%。

“做好吸毒人员管理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重要开关和阀门。”武汉市禁毒委负责人说,全市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作为“系统工程、战略工程、民生工程”来推进,着力构筑立体化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模式,有力维护了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管控在“家门口”

出门时,萧红拉起了母亲的手。

注意到这温馨一幕,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道中心戒毒社区禁毒社工杜玉龙脸上绽放笑容。

今年44岁的萧红,曾是北湖街道一名脱漏管吸毒人员。

萧红多年吸毒,父母伤心至极与其断绝关系。她离开北湖。

得知情况,杜玉龙等人多次上门给萧红父母做工作,打听到她在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

杜玉龙等人前后三次到前川,与萧红见面、谈心,得知其真心悔改,急切想回家。

杜玉龙他们回来再劝萧红父母再给女儿一次机会。

2017年9月,萧红回到北湖街父母住处。萧红一家与杜玉龙成了好朋友。

今年4月初,杜玉龙给萧红打电话,希望她到中心戒毒社区办公室做一次尿检。萧红母亲提出,禁毒社工们对萧红帮助很大,希望女儿前往。

在母亲陪同下,萧红来到中心戒毒社区,尿检呈阴性。

“没事儿就来聊聊天,这里也是你的家。”送萧红出门时,杜玉龙说。

除发现脱漏管人员,杜玉龙他们还主动发现,协助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4月9日23时许,杜玉龙接到一名正在参加社区康复吸毒人员母亲的电话,她反映儿子不太正常。老杜随即上报社区民警。这名社区康复吸毒人员尿检呈阳性,被送强戒。

“这位母亲之所以会打电话给我,是因她儿子解除强戒当天就与我们签订了社区康复协议,我还常去他家看看、问问情况。”杜玉龙说。

同时兼任北湖街道中心戒毒社区联络员,杜玉龙每天忙碌而充实:了解掌握吸毒人员基本情况、通知吸毒人员尿检并做好记录、帮助修复家庭关系、开展禁毒宣传……

在武汉,像杜玉龙一样忙碌的专职禁毒社工有1700余名,像北湖街道这样的标杆中心戒毒社区有48个,今年还将再建20个。

武汉市还开发数字禁毒应用系统,以中心戒毒社区和社工为依托,逐一摸排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定时风险评估。去年共排查出2195名高风险吸毒人员并落实管控措施。

“以往重打击、轻管控的工作模式已难以适应禁毒形势变化,将落地管控工作延伸至吸毒人员家门口,是由很多教训换来的必由之路。”陈黎明说。

废除病残人员“挡箭牌”

一串急促的电话铃,划破了凌晨时分武汉万济精神病医院总值班室的寂静。

值班医生王雷接起电话,话筒里传来老朋友、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百步亭派出所文卉苑社区民警沈胜文的声音——

“麻烦安排医生接诊一名病残吸毒人员,我们正从强制隔离戒毒所出来前往你们医院。”

见面后,沈胜文告诉王雷,这名50多岁的吸毒人员因长期吸毒患上了严重的血管疾病,腿部溃烂；他“有恃无恐”,常在辖区盗窃电动车,居民怨声载道。

值班医生迅速查看这名病残吸毒人员的情况,安排入“所外医疗专区”治疗。

经一个多月临床治疗和心理干预,这名病残吸毒人员情绪好转,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逐渐恢复至可以接受强戒水平。

回到强戒所,这名病残吸毒人员的病情没有再继续恶化,其也积极配合戒除毒瘾。

随身带着病历、落网瞬间自残、有病故意不治……病残吸毒人员逃避打击的手法多种多样,一度让武汉禁毒民警有些束手无策。

“去年,有数百名吸毒人员无法执行强制隔离戒毒,其中80%以上是病残者。囿于强戒所容量和当前法律规定,他们长期流落社会,影响社会治安稳定。”武汉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杨宣初说。

针对病残吸毒人员收戒难,武汉市禁毒委一方面加大患病吸毒人员收戒力度、增加市公安局强戒所床位,另一方面招标社会医院建设“所外医疗专区”。

“目前,‘所外医疗专区’共设置400张收治床位,对病残吸毒人员先强戒入所,根据病情流转到医疗专区控制治疗,病情好转再执行强戒。”杨宣初说。

扫除戒治方式“盲区”

一周后,高永再次回到了武汉武中精神病医院(以下简称“武中医院”)。

今年42岁的高永家境殷实,常出入各类酒吧、夜店,染上毒品。

“他有钱买,不偷不抢,隐性吸毒很多年,一直没有被发现。”武中医院副院长吴斌说。

十年间,高永“耗资”数十万元吸毒,他的脾气变得暴躁。

今年3月5日,在外吸食毒品后,高永回到家吃晚饭。因觉得骨头汤味道不好,他冲妻子大发雷霆。妻子反驳了一句,他突然掀翻饭桌、开始打砸,从19时许折腾到21时许。物业报警。

在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和平路派出所,高永尿检呈阳性。考虑到其吸毒首次被发现,警方征得高永本人和家属同意,将他送武中医院接受为期一个月的约束性戒毒治疗。

4月5日,高永结束治疗回到家中。妻子看到了他的变化:脸色红润,有说有笑,还帮着带孩子。

高永的变化,引起了妻子姑姑的注意。姑姑家的儿子袁峰多年吸毒未被发现,散了七八十万元。

4月12日,高永与袁峰一起到武中医院接受自愿戒毒治疗。

“早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可以帮我儿子戒毒,我能省下一套房的钱啊!”袁峰的母亲说。

隐性吸毒人员发现难、处理难,是禁毒工作的不争事实。

“长期以来,吸毒人员也是病人这一属性往往被忽略。”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李金声透露,在实际工作中,强戒标准较高、社区戒毒约束性不强,导致一部分患有精神障碍或具有肇事肇祸倾向吸毒人员无法落地管控,留下“盲区”。

面对挑战,武汉市禁毒办联合市综治办、市卫计委制定下发对吸毒人员开展医疗约束性戒毒治疗的工作意见,确定了武汉武中、万济等9家医院、1200张床位参与“约束戒”。

统计显示,去年以来,武汉9家约束性戒毒治疗医院共收治各类吸毒人员2668人；经回访,戒毒治疗半年以上未复吸人数占比50%。

“吸毒人员其实是病人。我们按照医院治疗病人的标准来推进约束性戒毒治疗,帮他们回归正轨。”武中医院院长胡一文说。

在湖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负责人看来,武汉“约束戒”模式的出现,搭起了一个缓冲跳板,使“强制戒”“社区戒”“约束戒”之间形成一个完整闭环。

打通回归“最后一公里”

到李虹租住地走访后,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三大队民警王小永建了个名为“彩虹桥”的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是武汉市禁毒办专为李虹而设。微信群里有武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谢涛、市妇联权益部部长王莉,也有李虹住所地硚口区禁毒办、综治办、区公安分局的工作人员。

“现在马上要把一位顾客定的手机套完成,明天是承诺的最后一天,不能失信于人。”

每天,家住硚口的李虹都会在“彩虹桥”微信群里“汇报”自己的情况。

今年43岁的李虹,曾6次被强戒。父亲病故,她下定决心戒毒瘾。

在家人和市、区禁毒办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李虹学会了制作手工包。

去年5月,得知李虹有开网店的想法,武汉市禁毒办专门向她赠送了电脑、照相机等设备。

如今,李虹的创意手工坊走红,她每个月能有2000多元收入,实现了再就业。至今,她已戒断毒品11年。

在武汉,像李虹一样面临回归社会的吸毒人员不在少数。

武汉市禁毒办统计发现,全市没有稳定收入的吸毒人员占比78%。

“因身体原因,吸毒人员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少之又少。再加上缺乏政策支持,企业参与禁毒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不高。”谢涛透露,就业被拒之门外是很多吸毒人员的心痛。

武汉市禁毒办、市综治办、市民政局、市人社局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公安机关不得出具吸毒前科相关证明,同时在全市中心戒毒社区内设立“就业红娘角”、开发武汉禁毒就业平台,初步实现了戒毒康复人员“不挑不拣、一周上岗”的工作目标。

截至2017年年底,武汉已建成7个就业安置基地和32个就业推介点,目前已推介就业1500余人,集中安置300余人。

“吸毒人员终究要回归社会。他们的回归率越高,社会就会越稳定。”武汉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该市将进一步完善地方立法和禁毒体制机制,打通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神经末梢”,从源头预防毒品违法犯罪,为平安法治武汉建设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