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艺术史家郑振铎诞辰120周年。他在众多头衔之外，还是中国版画收藏家，他的古代版画收藏持续了30年之久。在其毕生搜求的众多珍稀古籍中，尤为重视带有版画的古籍与各类笺谱、画谱、图册，乃至单页的版画残帙。只要一遇古代版画，只要版本确实稀见，他都不惜重金购藏。

为纪念这位中国古籍保护事业奠基人，我们回望他在中国版画收藏和研究方面的工作，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这位文化名人的独特视角。

郑振铎原藏明刻本，坐隐先生订棋谱二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汪氏环翠堂刻本。

郑振铎，上世纪三十年代存照

郑振铎原藏明代刻本《忠义水浒传》最负盛名，是现存《水浒》各本中最古、最完整、最为精美的刻本。

郑振铎对古代套印版画珍爱有加，他说：“余收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此即为他珍藏的明版《十竹斋笺谱》之“杏燕图”。

30年版画之梦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福建长乐人。他是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版本学家、藏书家。在其毕生搜求的众多珍稀古籍中，尤为重视带有版画的古籍与各类笺谱、画谱、图册，乃至单页的版画残帙。只要一遇古代版画，只要版本确实稀见，他都不惜重金购藏。

郑振铎的古代版画收藏持续了30年之久，他的版画世界自然丰富多彩、瑰丽多姿。少年时代，他因喜读小说，因之爱看小说书前的“绣像”。1920年代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便留意到这些古籍刻本之插图。这一时期，又在旧书店看到了有“全图”的《笠翁十种曲》《浣沙记》《红梅记》《焚香记》等书，不禁怦然心动，虽因书价高昂而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想方设法购得。这些带有版画的古籍，便成为其版画宝库的首批入藏品。

从1924年起，郑振铎撰著的《文学大纲》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因其中国文学部分附印了很多古代版画，颇受读者欢迎。1925年4月，他写信向鲁迅请教小说史研究方面的问题，鲁迅回信并寄赠了明刊插图的《西湖二集》六册。他为之狂喜，对古代版画的兴趣也因之愈发浓厚，研究也随之深入。当时，与他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越然也已涉足版画收藏与研究，他们便经常交流品鉴，眼界也因之渐广。

不久，曲学大家吴梅委托商务印书馆编印《奢摩他室曲丛》，为便于影印及校订，以所藏明版戏曲古籍移庋于涵芬楼。正是这一偶然的机缘，使得他获睹很多带有古代版画的珍贵古籍，眼界更为之大开。为此，他还曾撰写了一篇《插图之话》，发表于1927年1月《小说月报》上。文中除了依然附印大量版画之外，还着力论述了中国木刻版画的历史及其演变。这篇论文，实乃我国近代研究中外书籍插图论文之最早者。

从这时起，郑振铎就已立志要为中国版画编一选集，并进而修一专史。自此，他对带有古代版画的古籍更为关注，几乎到了见书必收的程度。此外，还经常邀约摄影师，到周越然、吴梅等人家中遍阅所藏古籍，对其中有价值的版画一一摄照存档。此后，他又认识了几位热爱版画的朋友，其中就有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曾师从王国维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赵万里，还有版本学家、藏书家马廉等等。他们相互切磋、互通讯息，发现了不少珍贵古籍，其中不乏有珍罕版画者。

从1940年起，郑振铎在上海“孤岛”的艰苦环境中，开始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的自编自印工作。他在发表于同年的《谈中国的版画》一文中写道：“我二十几年来，专意搜集我国版画，所得附插版画之图籍在三千种以上。所见所得单幅之年画亦不下二千幅。有见必收，有闻必录，在各公私图书馆及各收藏家所摄得之版画影片亦盈数箧。近发奋聚集所得之材料，编为《中国版画史》四册，《中国版画史图录》二十册……”文中提到的《中国版画史》4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与之配套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最终独立出版。

全套书中，16册版画集以品质绝佳的乳黄色罗纹纸珂罗版影印，共收录唐代至明清各类版画近1300幅，内容涵盖经史子集4部，是我国目前为止收录数量最多的版画图录。其中4册《十竹斋笺谱》以传统木板水印技术刷印，更为同时代版画出版物中的至精至绝之物，代表了中国近代套色版画的巅峰水准，堪称“新善本”。

由于出版周期较长及抗战时局的影响，《中国版画史图录》20册的实际内容和编次未能按照郑振铎预定的《编例》循例依次出版，而是“根据先印先出的方法，凑足四册，集装成一函，预约发售。从1940年5月出第一辑起到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入侵租界，26日，《良友》遭日寇非法查封为止，在一年半时间里，实际出版的是四辑十六册”。（详参：赵家璧《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

此外，本拟彩印的《明清之际版画集》（上）、《北平笺谱选》《风俗画选》，因在当时的上海无法找到业务精熟的刻工而未能印成。于是，抗战胜利之后，郑振铎又另外编印了《诗余画谱》上下册和《康乾版画集》，再加上之前已印成未发的《嘉道以来版画集》配成第5辑出版，至此《中国版画史图录》20册全部出齐。

《中国版画史》未成之憾

《中国版画史图录》前几辑，由于早已印好，经装订成帙，编成4卷（册），就装入丝织锦缎套函，发售给预约者。原计划每隔4月出一辑（函），估计两年就能出齐，包括文字部分的一函4册。

但是，因精力所限，郑振铎只能先编印图录，又因“孤岛”形势所迫，实在无法专心致志地进行专门研究，因而为《中国版画史图录》配发的《中国版画史》一书始终不能完稿。与此同时，1940年1月19日，他又与张咏霓、何炳松、张元济等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开始为国家在战火中大规模抢救珍本古籍。这是更加迫在眉睫、更加重要的工作，他为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心血。这一“虎口拔牙”的艰险计划与艰巨任务，虽然使郑振铎的版画史撰著计划终至搁浅，但他为中国古籍不致因战争流散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足可名垂青史。

原来，淞沪大战之后，日军侵占上海，上海就此沦为“孤岛”。此时，江南著名藏书楼典籍纷流入肆，日寇、伪满、汉奸及各路书贾纷聚沪上，“皕宋东运，木犀继去，海源之藏将空，江南之库已罄”，中国古籍大有全部流散海外之势。为此，郑振铎深感忧愤，遂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联名致电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求拨款抢救这些国宝文献。5人正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承担实际搜访工作，任务繁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以所拨300多万巨款，抢救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珍善之本，堪称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国家购书行动。在郑振铎的多方努力之下，先后为国家购得玉海堂、群碧楼、邓氏风雨楼、张氏蕴辉斋、海盐张氏、武进陶氏、南浔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等诸多著名藏书家之历代珍藏。

郑振铎在紧张工作期间，既要在数万册珍稀古籍中精挑细选，还要在四方涌来的买家、卖家中巧妙周旋，根本没有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及撰著。因此，《中国版画史》在“孤岛”时期一直没能完稿，实属客观条件所限。而《中国版画史图录》部分，从1940年5月至1941年12月8日，郑振铎倾尽全力，共陆续出版了4函16册。直至抗战胜利，郑振铎又请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了4册一函，总算将图录部分的印行完结，对当年的预订者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答复。但那部打了无数次腹稿，而且数次开笔又辍笔的《中国版画史》，终未能问世，以至后世读者大多只知一部《中国版画史图录》，而不知尚有一部《中国版画史》才是“正文”。尽管如此，皇皇20巨册，共收图千余幅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出版，也是圆了当年郑振铎与鲁迅计划编印《版画丛刊》的夙愿，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完全沦陷的近4年间，郑振铎被迫离家隐居时，仍把最心爱的一批版画书从家中转移出来，带在身边；可知他此时仍渴望将这部《中国版画史》完稿。直到1944年，因家庭生计所迫，他被迫一次次忍痛出卖自己的藏书以换米，但对随身携带的版画书仍不忍贩售。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把这批版画书给“节省”了下来。

郑振铎后来在《求书日录》中写道：“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得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这里所提到的“天亮”，是指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前夕，郑振铎已经有过不得不贩售这批版画书的念头了，但好在“天亮”得及时，使其得以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之下，保全了随身携带的这批版画书，其版画研究得以继续，他所热爱的版画世界也得以完整。这也间接说明，郑振铎一直在试图将《中国版画史》完稿，只是客观条件太过艰险，无法成全他这一夙愿罢了。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又再次投身于保护、访求流散文物、撰著各式文物图谱的相关工作，仍无暇于版画史的撰著。1947年起，他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以及《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等大型图籍，其工作量之巨可想而知。上述各式图录与图谱中，其实也充分运用了郑振铎已有的关于中国古代版画的资源与研究成果，这些图书中的说明文字也屡有涉及中国版画史。散布于这些图书中的“零简残笺”，虽对他的中国版画史研究成果亦可窥一斑，但终未能实现其系统、专门、深入、充分阐释中国古代版画史的宏愿。

版画中的世界观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殉难。带着未尽的《中国版画史》之遗憾，还有更多的对中国古代版画的热爱与依恋，他60岁的生命因这次意外画上句号。

值得注意也颇具意味的是，直至1956年他还在倾力编撰继《中国版画史图录》之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即《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这部属增补性质，并继续探索中国古代版画艺术史的又一巨著，收入唐代至清末木刻画584幅。该选集涵盖内容广泛，宗教、历史、建筑、园林、山水、花鸟，乃至民间习俗、皇家盛典等尽在其中。因种种历史原因，直到1985年2月，这部他生前撰著的最后一部版画图录类遗稿，才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这部已达十册一函规模的增补图录，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位“版画迷”在生命尽头的最后几年中，仍在孜孜以求，仍在追索不尽；在他的版画世界中，没有乌托邦，只有理想国。他没有自满于既有的已经颇可自矜的版画史经验，他还在不断的搜求、整理、研究新近发现的各类各式古代版画，一如既往地乐此不疲，亦因此更进一步、精益求精。这是郑振铎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后来者只可仰止。

郑振铎的所有藏书，包括那些堪称“中国版画第一藏”的古籍，在其逝世之后均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如今，国家图书馆开设郑振铎专馆，将这些历经劫火、饱经沧桑的国之重宝，择其精要，重新展示于世人。

细观这些精妙灵动、别具精魂的古代版画，可以想像得到，这曾经是古人看待这个世界、想象这个世界和描绘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而在千百年后，在郑振铎苦心搜求、倾力购藏的古籍世界中，这些版画的聚散离合与修复整理的历程本身，似乎重新将那些古老的世界观完整展现。在这样一个瑰丽精妙的古代版画世界中徜徉，观者可曾想到过，这曾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心灵世界，这还曾是一幅幅迥异时空中的物质影像。须知，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影像世界中，有千百年前精心巧手的古人，苦心孤诣、爱画入迷的郑振铎，还有如你我这般有福观瞻的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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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画溯源

所谓“版画”，是视觉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广义的版画，可以包括在印刷工业化以前所印制的所有图形，这些图形普遍具有版画性质。版画，就是人们用刀或化学药品等，在木、石、麻胶、铜、锌等版面上，雕刻或蚀刻后印刷出来的图画。古代版画主要是木刻刷印而成的，也有少数铜版刻印及套色彩印。独特的刀法技艺与木刻风格，使版画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

中国木刻版画已有上千年历史，关于中国版画的起源，则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以至隋朝说多种。现存我国最早的版画，有明确版刻时间落款的，乃是举世闻名的唐代咸通年间所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始作于公元868年。

宋元时期的佛教版画，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刻本章法完善，体韵遒劲。同时，在经卷中也开始出现山水景物图形。其他题材的版画，也渐次出现，如科技知识与文艺门类的书籍、图册中也有大量的版画作品。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绍兴、湖州、婺州、苏州、福建建安、四川眉山、成都等地，版刻工艺日趋成熟，也逐渐成为各具特色的版刻中心，版画作品也层出不穷。同一时期的辽代套色彩印《南无释迦牟尼佛像》，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标志着中国版画进入新工艺时代。

至明清两代时，中国版画创作与印制均进入高峰时期。在众多文士、书商、刻工的共同努力下，版刻技艺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欣赏性的版画在明代勃兴，画谱、小说、戏曲、传记、诗词等文艺作品均成为版画的重要题材，一时佳作频出，不胜枚举。尤其是古典文学名著的刻本插图，版本众多，流行广泛，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也是版画各个艺术流派的兴盛期———以福建建安为中心的建安派，作品多出于民间工匠，镌刻质朴。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派，作品以戏曲小说为主，或粗犷豪放，或工雅秀丽，风格变化多姿。以杭州为中心的武陵派，题材丰富，刻制精湛，以细腻精密的表现画面见长。以安徽徽州为中心的徽派，刻工精雅，吸收各派之长，又将汉画像砖上普遍运用的“减地”法融入木刻刀法之中，所印制的版画形成了明暗交错、阴影立体的独特视觉效果。徽派版画技艺，对各派版画技艺均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自15世纪以来，徽派版画即以刻制闻名于时，高手如林，尤其以黄、汪两个家族最为突出。明清两代新安黄氏一族所刻书达200余部，能图者有100多人，成为一支阵容庞大的专业势力；其代表作品有《养正图解》《古列女传》等。在徽派版画风行于世之际，金陵（南京）、武林（杭州）、苏州等地的书商及版画刻工也不甘人后，在取长补短之后迎头赶上，在原有地域特色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中国版画进入异彩纷呈、各领风骚的南北派竞存时代。

据目前存世的实物可知，明代版画不仅用作书籍插图，而且也用于画家传授画法的“画谱”、文人雅士的“笺纸”、制墨名家的“墨谱”，以及民间娱乐用的“酒牌”。画谱中的较早者是1603年杭州双桂堂所刊的《顾氏画谱》；墨谱的代表则为万历年间出版的丁云鹏参与绘制的《程氏墨苑》；热心酒牌版画创作的是著名画家陈洪绶，他与徽州黄氏合作的《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成为传世名作。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刻印的《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套印版画作品，在中国版画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所谓“套印版画”，即在同一版面上用颜色不同的版分次印刷，前述辽代套色彩印佛像，即是先例。明中后期饾版、拱花技术的出现与推广使多色套印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至清代时，中国版画除了徽派之外，北京皇室专用的“殿版”版画也已登峰造极；其代表作品有1696年北京刻手朱圭所刻印的《耕织图》，1717年所刻印的《万寿盛典图》等等。而1679年运用分色水印木刻法所印制的《芥子园画传》初集，则更是民间版画流派的扛鼎之作，该书先后出版了4集，广为流传，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部绘画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