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有幸见证改革的全历程并参与其中，作为一名医生，身处医疗卫生事业巨变的洪流中，我感受最强烈的变化是——医学人文精神与日俱增，医院建设和医生越来越注重患者的心理感受。——张培彤

40年，风雷激荡，潜龙入海，神舟飞天，日月换新颜；

40年，高铁飞驰，天眼探空，北斗组网，令世人惊叹！

改革开放40年间，随着经济腾飞，科技进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到CT、核磁共振、DR系统，从低矮的医院门诊楼到现代化高楼大厦，从赤脚医生到新时代医师，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张培彤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公社医院

———简陋的印象

健康周刊：您儿时曾随父母离京赴陕西，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还得过一次重病？

张培彤：其实，这段经历和我后来选择学医也有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支援“老三线”建设，我从北京跟随父母去了陕西的大山深处，恶劣的自然环境加上水源中含有的有害元素，使得当地的地方病非常严重，如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等对当地老百姓危害很大，尤其是患有地方性甲状腺肿的妇女，她们生育的小孩发育不良，会有不同程度的智力伤残甚至出现白痴，而他们的下一代会基本丧失生育功能。克山病患者会发生心衰、心律失常以及脑、肺和肾等脏器的损害。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我，真没想到还有这样可怕的地方性疾病，却得不到有效的防治。

即便如此，为了国家的建设，一些高精尖的知识分子依然坚守在那里，那时听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能感受到他那颗又红又专的心。

几年后，因环境太过艰苦，担心我的健康，加之求学的需要，父母忍受离别之苦，将我送往乡村亲戚处读书。在农村时，有一次我得了肠胃炎，上吐下泻，折腾得已无半丝力气，感觉自己要死了。如果是农村的孩子就彻底完了，因为那时，国家很穷，农村更穷，那时农村的老太太梳头掉下来的头发都舍不得扔，留着给小孩换糖果，母鸡下了蛋舍不得吃，要留着换盐、酱油等生活用品，虽然公社卫生院有赤脚医生，但稍微重一点的病就处理不了。很多家庭因为没钱治病，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离去，那个年代儿童的死亡率比较高。

因为我的父母是有工资的，亲戚将我送到公社的卫生院，这是我第一次进医院，那根本称不上是医院，只能算是简陋的民房，几张木板床，床上的被子分不清颜色，环境卫生极其不好，看病只有听诊器、体温计，甚至不能做基本的检验。输液用的是黄色的橡胶软管，针头和输液管都是反复使用的，针尖都钝了，不像现在用的针头非常锐利地一下就刺进血管里面了，而所谓的消毒，也只是将这些用具放在酒精里泡一泡，蒸锅里蒸一蒸、煮一煮，因此，那时得医源性传染病的概率也很高。

城市记忆

———病房没有卫生间

健康周刊：1980年，恢复高考的第三年，17岁的你入读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在您的记忆中，那个时代的医院是什么样的？

张培彤：我高考之前父亲一个人专门回北京帮我填报志愿。父亲是搞政工的，思想觉悟特别高，总是想着为人民服务，考前他给我的建议是：“学医既能帮助别人又能方便父母，中医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中国特色，要有人传承。”

那时，城市医院条件很简陋，和现在相比天壤之别。一般人看病要先到单位的医务室，而医务室只能开些普通的药，想去大医院看病需到医务室开三联单，然后在大医院免费看病，交费时记账到三联单上，据此报销。

以前我家住在酒仙桥医院附近，酒仙桥医院好像是3层高的小楼，没有电梯，有的房间连电扇都没有，设施非常简陋，病房没有卫生间，要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方便，由于人多，卫生打理得不好，一进楼道门就能闻到厕所味，哪像现在的医院每个病房都有卫生间，清理得纤尘不染；病房内的管道氧气、吸引器、遥控心电监测、空调等现代化设施那么齐全。

现在患者输液打针使用的都是一次性输液器，一次性的注射器和针头，大大降低了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那时，医生打针用的针头、注射器都用铝制饭盒盛着，针管并排放在一起，针头插在纱布垫上，盖上几层纱布。注射器都是玻璃的，所有的器具使用完进行清洁处理后，再都放到消毒蒸锅里进行高压消毒、反复使用。

那时北京各个医院的医疗仪器设备水平不像现在这么高，就医环境也不理想，但也不像现在这样人满为患，看病相对容易。考究人少的原因，一是当时生活水平不高，有病不能积极治疗；二是北京有些患者已在本单位的医务室诊治，拿不到三联单就不能转诊去大医院就诊；最重要的是交通不便，而且根据那时的规定，如果来京看病，需经过县里、市里、省里层层审批、开具证明后才可来京看病，程序复杂，农村人因经济所限来京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外地能来北京看病的人很少。

毕业工作

——第一所现代化医院

健康周刊：在您印象中，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张培彤：改革开放以后，大概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有些变化，90年代后期发生根本性变化，进入21世纪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我毕业后到中日友好医院工作，中日友好医院是当时我国最现代化的一座医院，建院的初衷是想建一座中西医并重的医院，当时有中医部和西医部，中西医很均衡。

医院共建有1300张床位，楼内安装了电梯、空调、升降床等现代化仪器和设备，装饰风格非常漂亮。所有的检查检验项目如B超、检验化验、心电图等基本都安排在同一楼层方便病人，不需要他们上楼下楼来回跑，门诊还备有专门的候诊区域，干净整洁，厕所也管理得特别好，病房里有卫生间，墙上安装一体的氧气、麻醉气体、负压吸引器，接口连上就可以用了，再也不用往病房里面推大氧气瓶了，门前的花园也特别漂亮，供病人休息和调养，体现出浓浓的人文关怀，感觉一下子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发达国家。当时，能在这样的医院工作感觉特别的自豪。

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一所综合性现代化医院，医院建成后，在国内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很多人来院参观学习。那时对外交流也逐渐多了起来，出国考察后开始在国内建设了很多所现代化的医院，基本也就是现在看到的医院模样。虽然有些学习模仿的不很到位，还有点“土气”，但却明显提升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以前就是给病人提供一个看病治病的场所，现在开始考虑门诊、病房的诊疗环境和设施如何能让病人感到更便捷、更舒心。

纵向比较

——各方面都有质的飞越

健康周刊：和现在相比，那个时候医生的收入如何？工作累吗？

张培彤：那时，国家也没有钱，刚毕业的大学生每个月40多块钱工资，转正后50多块钱。但我们没有觉得钱少，大家都挺忙挺辛苦的。研究生毕业后开始有绩效工资，渐渐感受到收入上的变化。

我觉得改革开放这40年，变化大的另一个体现是医生的收入明显提高了。除了医院的工资，还有出去讲课、出去会诊、跟别人合作课题项目连带产品的收益、新药的临床验证等工作以外的收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个年代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如果你想在医院本职工作以外有额外的收入，要不停薪留职，要不彻底离职。

以广安门中医院为例，现在医生诊病都电子化，病人的检查检验结果第一时间就可以在计算机上看到，也不再用手写病例了，以前收费窗口患者排着长长的队，收费计算也容易出错，现在各个楼层都有自动交款机，可以自动挂号、自动查询、自助打印化验单，方便极了。

现在药品的种类比以前多很多，以前特别羡慕有钱人或者身份特殊的人能用到进口药，现在对于老百姓来讲，什么进口药、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都能用到，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的问题。

现在，医保基本全覆盖。以前虽然说看病依单据报销，那是指城里人，农村人什么都没有，都是自己花钱，没有报销。现在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人的医保覆盖了90%以上，看病基本没问题，国家对大病还有特殊政策补贴，这非常好，那个时候得了大病哪看得起。

医改的期待

———根据国情取长补短

健康周刊：您亲历了医改40年，一路走来，对“看病难、看病贵”有何切身体验？

张培彤：说到“看病难”，我记得我曾接受一项外派任务为患者诊病，按照病情，患者早应转往上级医院诊治，但因家庭医生一直不出具转诊意见，导致病情延误。我还接诊过一位外国的食道肿瘤早期患者，需马上住院手术，在我国的医院对这种患者是要优先安排的，但他说，在他们国家，他的手术需要排队四个月以后。

和以上这两个实例比较一下，我们国家的患者看病问题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还不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国家“看病难、看病贵”依然困扰着百姓。究其原因，交通的便利使得人口流动更便捷，就医政策的宽松、百姓收入的增加和医保的保障使百姓都能看得起病而且要找好医院好医生看病，医疗资源的过分集中，造成了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大医院人满为患，引起“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我认为，切实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至关重要的举措。

自1978年实施医改以来，国家发布了多项重大政策，采取了多项重大措施，对于效果社会各界说法不一，但无论怎样改，都应该结合我们国家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千万不能走入以上两个实例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