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参加高考的全国政协委员王宁利，原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可命运却阴错阳差地让他成为了一名医学生。

40余年后，再回首当年的梦想失利，王宁利却说，成为一名医生是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儿。

眼病变迁史，也是社会发展史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这是在眼科医学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作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利在从业近40年的时间里，让无以计数的患者重见光明，也深刻见证了我国致盲性眼病疾病谱的变迁，以及我国在致盲性眼病诊治方面的技术提高。现在的王宁利认为，做一名医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

“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对于沙眼都不陌生，该病曾经是我国最重要的致盲因素之一。不过现在，百姓已经听不到沙眼流行或者新发致盲性沙眼的新闻了，因为致盲性沙眼已经在我国消灭，这在世界沙眼防治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举措。而非致盲性沙眼虽然目前仍在我国有偶发现象，但流行态势早已经被控制。”说到致盲性眼病疾病谱的变迁，王宁利如数家珍。

不过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眼病致盲的首要因素已经不是致盲性沙眼了，而是白内障。

“当时国内关于白内障诊治的技术还比较落后，百姓对于白内障的认知也有限。比如，患者的白内障已经进展到影响视力，甚至到了过熟期且已经出现严重并发症时，患者尚未就医的状况常常出现。因而当时，因为白内障问题而导致的失明患者不在少数。”王宁利向记者解释。

除了白内障，在当时眼病的致盲因素中，因工农业生产中眼外伤导致的失明，以及维生素A缺乏导致夜盲症也很多见。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白内障进展到过熟期或者已经引起并发症但还没有进行手术的患者，已经非常罕见了。因为维生素A缺乏导致夜盲症，在医学临床上也基本见不到了。但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富足而导致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新的致盲性眼病开始呈现多发状态，比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上升为工作人群的第一位致盲因素。因此可以说，眼病的变迁史，也是一部社会的发展史。”王宁利意味深长地向记者介绍。

40年，我国眼科诊疗水平获得长足发展

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关于白内障的诊疗技术还相对较为落后。但几十年时间过去，目前我国包括白内障诊治在内的致盲性眼病诊治水平已经可以比肩国际发达国家。

“比如说，40年前，我们实施白内障囊内囊外摘除术，一般需要切一个七八毫米的大切口，病人术后一般需要住院1~2周，且手术出现并发症的概率极高。而现在，同样的手术我们已经把切口缩小至不到2毫米，手术时长一般可在5分钟内完成，且术后病人大都无需住院，或者仅住院一两天就能达到最好的康复效果。这样的成绩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可谓水平相当。不仅如此，近些年在国家加大政府投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白内障的手术率已经上升到2300/100万~2400/100万，提前实现‘十三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标志着我国防盲治盲水平显著提升。”作为眼科疾病诊疗技术发展的亲历者，技术的突破以及因为技术突破而给患者带来的幸福，让王宁利感动并骄傲。

实际上，白内障诊疗水平的提升，只是我国眼科水平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我国致盲性眼病的诊治方面，类似的技术突破不胜枚举。

“比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发现的早并进行科学的激光技术干预，就可以防止视网膜病变的进一步恶化，进而保存患者的有用视力。并且，随着激光技术的广泛应用，目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手术比例也大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疗效果和诊疗安全性大幅度提高。”王宁利告诉记者。

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据王宁利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36000名~37000名眼科医生。在基层，也约有85%~90%的县级医院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眼科，这样的学科支撑为我国眼科诊疗水平的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也使得我国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大都得到了及时规范的治疗。

“新药物的诞生，也为眼病患者带来了重大福音。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伴随着国家对医药产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一批用于眼科疾病治疗的创新药物涌现出来。比如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的出现，让既往在临床上无法治疗的老年性黄斑变性患者拥有了治疗机会，并有部分患者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从而保障并延长了患者视力留存时间，这是革命性的变化。”王宁利笑言。

我国眼科医生在国际眼科医学界的话语权越来越强

我国眼科诊疗技术和水平能力的提升，不仅降低了我国眼病患者的致盲率，增强了我国百姓的获得感，这一成果还惠及了世界百姓。

“40年前，我国是眼科技术的受援国，部分周边发达国家的眼科医疗队来到中国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但从至少十余年前开始，我国就开始陆续向周边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派遣眼科医疗队，帮助这些国家的眼病患者复明。此举，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点赞。”王宁利告诉记者，他本人也多次参与我国眼科医疗队的对外援助活动，比如在蒙古国、朝鲜、巴基斯坦、几内亚等国均留下了他的义诊足迹。

除了技术援助，我国眼科医生也在国际上获得了众多奖项，并已有5名中国医生成为了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其中包括北京协和医院赵家良教授、天津市眼科研究所赵堪兴教授、北大人民医院黎晓新教授、王宁利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姚克教授。

据了解，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全球限定70人，要求眼科医师从事本专业15年以上，发表各类文章或专著不少于100篇，才有资格被提名。“目前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成员或名誉成员来自全球33个国家，在33个国家中我国有5位眼科医生位列院士名单，说明我国眼科医生为世界眼科医学发展贡献的中国力量获得了世界认可。”王宁利强调。

除了国际荣誉，现在我国的眼科医生也参与了国际上的一些多中心研究，并在联合研究及国际共识的制定如近视眼防控临床指南、青光眼防治指南等文件的制定中，发出了中国声音。并且，我国眼科医生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已经位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

“其实，我国眼科医生的学术论文不仅数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质量上同样可圈可点。比如在《科学》（Science）、《柳叶刀》（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等世界顶级医学期刊上，均有中国眼科医生的原创文章发表。”在王宁利看来，40年来，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才带动了我国眼科诊疗能力的革命性提升，进而让中国眼科诊疗能力影响并惠及世界。

不过王宁利也坦言，目前我国眼科发展仍然存在着地域、城乡和专科间的差距，因而下一步我国眼科技术水平和质量能力的提升，需要发达省份的眼科专家对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造血式帮扶。王宁利和他的团队，也希望为此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