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后，英国的第一要务是明确本国外交政策如何对国际格局施加影响，以及构建什么样的机制来维护英国 “新角色”的影响力。回望历史，关乎“英国向何处去”的战略性思考由来已久。如今，这一历史议题重回大众视野。

须首先厘清与欧盟的关系

1962年，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声称“大不列颠失去了帝国，却未能找到新的角色。她企图扮演一种独特的强权角色，一种脱离欧洲且基于美英特殊关系之上的角色；一种基于英联邦领导者之上的角色。这个联邦没有统治权，没有政治共识，没有权力，仅仅在英镑区内享有一种脆弱而不稳定的经济联系。即使是这个角色，也即将走向尽头。”

这段言论巧妙地描述了“全球英国”政策所面临的困境。60多年来，英国的外交主要依靠“英美特殊关系”为资本，充当“美欧桥梁”，在欧洲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现在，这一支柱濒于崩溃。英国究竟该如何定位？

首先，英国必须明确“新角色”的权力定位，以及支持该角色所需要的机制和制度。这要求英国必须厘清与欧盟的关系，且兼顾其他国家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期待。借助欧盟集体力量，英国的多边外交合作得以建立，政治影响力得以扩大。一旦脱欧，英国与欧盟各机构的合作规模大幅缩小，如英国被排除在欧洲理事会之外，将无法与各成员国建立欧盟框架内的直接联系。

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欧盟更灵活的外交政策和行动安排的出现，在某些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英国的活动空间可能更大。前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提议，英国与欧盟定期开展双边对话，是保证良好沟通的有效办法。这要求英国不仅要增强其在布鲁塞尔的存在感，还要加紧与欧盟成员国的外交联系。同时，白宫也需要加大智识投资，总结出更多有关欧洲内部关系的专业知识。

应斟酌政治资源和行为能力

其次，英国需向盟友们证明实现其抱负的能力。虽然，英国继续保持着高额的对外援助基金和国防预算，还有广泛的外交网络和宝贵的软实力资产，但是大量经济分析表明，脱欧将对英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尤其将对公共财政产生连锁反应，将进一步加剧财政支出的压力。

随着各部委间争夺财政拨款的竞争日趋激烈，外交和联邦事务可能不再被视为优先事项。因此，根据现存资源及各种暂时和灵活的政治联盟，英国未来的外交选择很可能是 “多极化的中坚力量”。这一定位显然难以实现“全球英国”的抱负，有可能改变英国的战略侧重。“全球英国”政策的推行要求雄心和实力匹配，实行起来事半功倍，可见英国应当对可用的政治资源和行为能力有所斟酌。

第三，外部评价对于英国“新角色”的树立也很重要。一些国家已经表示出担忧，认为英国将变得更“内向”。对此，英国更需向世界舞台展现自己“外向”的形象。例如，7月西巴尔干峰会和北约峰会就在伦敦召开。

可借鉴法国模式参与国际事务

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局限于本岛。退出欧盟所造成的动荡会损害英国几十年来努力建成的外交网络，从而使得其他国家将其视为一个不可信任的合作伙伴。

对欧盟来说，则要冒着分歧共存的风险，与英国开展定期对话。英国的退出将迫使欧盟重新考虑对俄关系与欧盟防务一体化等议题。鉴于短期内欧盟与俄关系改善的希望不大，这间接性地为英俄关系改善提供了可能。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与克里姆林宫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英俄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则更大。

英国如要与诸国通力合作、参与国际事务，法国的作为可以借鉴。法国雄心勃勃地寻求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新近推出的公共外交政策超越了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援助等传统手段，转而寻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军事存在，加大投资力度，密切民间交往。

同样的道理，英国如若能继续活跃于北约、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将有助于其在国际机制中保有发言权。英国也可以在全球金融服务行业、气候组织或其他领域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

显然，仅有承诺和展望还远远不够，英国还需要展现出国家领导力并做出相应承诺。等待的时间越长，英国赢得欧盟和他国信服的困难就越大。60年前的历史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让我们期待新任外交大臣能给出答案。

（作者为马特贝·文顿，乔治娜·赖特；文章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刘琳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