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这些史论结合的精彩之论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关于《史记》中的史论，我们比较熟知的是“太史公曰”。凡是研究过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人都知道，其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他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就非常关切。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试图从经济发展中探寻社会发展的原因。在《货殖列传》中，他在分析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情况时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再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其实除了这两种形式，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深刻。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一些史论为例。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认为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能否选拔一批得力的人才，所以他在《资治通鉴》中非常注意并突出叙述了举贤用能的史实。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说：“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怎样才算是“贤”呢？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对于史书注释，许多人认为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没有什么理论含量。这是对史书注释的误解。比如，元代学者胡三省不仅对《资治通鉴》在文字方面作了详细注释，辨析史事上记载的讹误和前人注释的错误，而且对以前的历史学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很多评论，这些评论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比如，《资治通鉴》记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这自然是十足的欺人谎言。对此，胡三省在注释中加以无情揭露：“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这就以人所共知的事实揭穿了梁武帝的骗人鬼话。尤其可贵的是，胡三省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无不出于“民力”。他在《资治通鉴注》中还特别强调历史的善恶惩劝作用，认为《资治通鉴》正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所以他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指出：“《通鉴》书之以为后世戒。”“后之守国者，尚鉴兹哉！”

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使我国史学发展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本来，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充足养料。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