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棋，关键几步要走好。最令洪治自豪的，便是在人生的几个重大时刻里，他做出的选择。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已经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按下了手印，中国的改革开放，悄然从农村启航了。然而，三年后，在安徽歙县某小学即将毕业的洪治，学校发的调查表上依然要求填“家庭成份”。他刚填上了“富农”两个字，就被“懂事”的同学悄悄提醒，“这样写对你没好处，快改成‘贫农’吧。”当时文革早已过去，地主、富农等阶级也已不复存在，但一些陈旧的窠臼，还没有那么快速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去。

1987年，在几十年前扬州青年朱自清北上求学时与父亲别离的南京浦口火车站，徽州农村青年洪治乘火车远赴西北。四年后，从兰州理工大学毕业后，学习机械专业的他被分配到南京化工公司一个车间任团支书。有次厂里给职工发福利，他试着向领导推销老家的茶叶，结果顺利地赚到三千元“巨款”。要知道，那时他的月工资才87元。正是这一次，他看到了商机，也开始展现出生意头脑。也就在那时，天天追问自己“活着究竟为什么”的洪治，开始树立了一种人生信念：能过上好日子并给他人带来欢乐。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讲话。深圳，成了多少人梦中的天堂。“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到深圳去闯闯。”揣着卖茶叶得来的三千元钱，洪治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满怀豪情地背上行囊南下。他的举动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洪治的父母本来都在城里工作，1960年农村土地改革时回老家务农，后来又由于孩子多，家庭负担重，尝尽了苦头。一个稳定的“铁饭碗”有多重要，他们深有体会。但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并不能阻挡心里满是梦想的儿子。

所幸，洪治很快在深圳一家台资企业找了份做焊工的工作，一月收入400多元，这已经是他之前收入的5倍。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工作之余苦学英语，不久又跳到另外一家生产计算机耗材的合资企业做销售。1994年，26岁的洪治由于勤学习、爱动脑，从业绩最差的销售员一跃而成为销售高手。他将公司生产的3.5寸软盘推销到武汉、新疆等地，不少银行、保险公司、石油公司都成为他的客户。

远在新疆的客户都能够“拿下”，但公司里一些同事却难以说服，他们常常嫌发货太麻烦而闹情绪。这又一次令洪治意识到，即使在改革开放前沿，也有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依旧狭隘。这次，他决定自己创业。

去哪里?做什么?踟蹰之时，洪治的二哥给了他一条线索。“咱老家的个体户有些往外面卖茶叶，销量还可以。你比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在深圳练就了一身本领，到北京做茶叶生意肯定要比他们强。”于是，哥俩用五万元起家，开始经营黄山茶叶。安徽虽然名茶遍地，但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养在深闺人未识”，那时在华北的市场还没有打开。

四个人的“草台班子”在北京搭起来了。白天，他们背着一包包茶叶样品，坐地铁到处去敲各个单位或茶庄的门。“那时真是门难进、脸难看，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被人家给轰出来了。”洪治回忆。两年艰难的光景、十多万元的“学费”交下来，客户也才屈指可数。“我虽然销售在行，但却不懂管理，也不懂茶，更没看准北京市场要的是什么。痛定思痛后，放弃了高利润、高风险的黄山毛峰茶，选择了老少皆宜的菊花茶。”为了迎合市场，洪治将原“徽州贡菊”更名为“黄山贡菊”。推出新产品后，短短一年时间，公司收入已达二三十万元，后来更是成倍数增长。

1997年，洪治投资成立北京瑞丰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三年后又在黄山建立了有机茶基地，并通过了中国农科院有机茶中心的有机认证。后来，洪治在北京“茶叶一条街”马连道买下了一间明亮的大商铺安营扎寨。由于诚信经营、业绩突出，“首都杰出茶人”“全国茶行业特别贡献奖”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小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但学校除了一张奖状，连笔和本都发不起，那时候心里觉得很失落。”因此，等自己有了能力，洪治就在老家设立了针对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去年，他又在黄山市徽州区洪坑村设立敬老慰问金，每年资助80岁以上村民15000元。“等我老了，这笔慰问金你要接着支出。”他叮嘱在美国上学的儿子。

如今，洪治不仅已经是茶行专家，更立志要做一名技术型茶人。

那些离开体制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这些年，许多调查表明，离开体制的成功者是少数。“我只是一名相信人生有多种可能性的小私营业主，与真正的成功者还很远。”洪治谦逊地说。他只知道，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个机会，自己可能和许多老同事一样，三十年后的今天，终于当上了厂里的车间主任，然后等着退休，“那样会遗憾有很多梦想没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