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5倍放大镜，用发夹大小的镊子夹起一颗微不可见的零件放入表盘，定位、粘胶、表盖复位、对时，再用绒布擦拭手表，所有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好啦，您看看！”取下罩在右眼上的放大镜，邵红梅把修好的手表递给顾客。这不是今天第一单生意，但不同于换电池、裁表链，这几分钟的“小活儿”让她施展了手艺，略感满足。

退休10年后，60岁的邵红梅在北京东城一家百货商场的修表柜台里重新捡拾起了操练了几十年的手艺。

18岁那年，高中毕业的邵红梅进入北京手表厂当学徒，跟着师傅学习在车床上加工各种手表配件。当时一同进厂的那批人里只有她一个女生，心里念着“能吃上公家饭不易，不能让人看扁了”。不需要任何人督促，进厂不到半年，邵红梅就能独自拆出手表摆轴这种精细配件。

就这样，在厂里当了3年学徒工，邵红梅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手表配件的加工。之后，带她的师傅调到了收入更高的修表门市，并找机会把勤学扎实的邵红梅也调了过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三大件”是百姓生活的高档奢侈品。其中，尤以手表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正因此，修表这个行当曾风光一时。

慢慢地，手表在人们的生活中开始普及，修表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在邵红梅的记忆里，当时大部分国营商场都开设了专门的钟表修理部，技艺高超的修表匠非常吃香。她的师傅就是靠这门手艺，一人上班养活了一家九口。

一块表上百个零件，拆下来密密麻麻一堆，从拆下来清洗油泥再到重新组装完毕，邵红梅只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是当学徒的时候打下的底子。有时接手复杂的表，因为担心起身走动会丢失零件，她往往在修表台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那个年月里，进口表不是一般老百姓能见识到和消费得起的，大家最爱的手表品牌是国产的上海牌。“那时候谁要是有一块上海表，那绝对要把衣袖捋高露出来。”邵红梅说，因为当年的上海表质量的确没得说，不锈钢外壳、全铜机芯，走时也非常准确。“那些年流行的‘三转一响’，其中手表实际上就特指上海表。”

修了40年表，邵红梅能辨认上百种手表品牌，“劳力士、英纳格、欧米茄、梅花这些进口名牌，以及后来日本的双狮、西铁城，国产的上海、海鸥表，我差不多都修过。”

然而，行业的兴衰是任何人都预测不来的。修表匠能让凝固的时间再次行走，而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更迭，却让钟表维修这门手艺卡在了时代的齿轮里。

仅仅二三十年的光景，曾经是贵重物品、需要凭票购买、计划供给的手表变得再普通不过。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BP机的兴起、手机的普及，戴表的人少了，大量钟表店因生意冷清被迫关门，修表行业也日渐衰落，很多修表匠也都为了生计转行。

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圣火熄灭一周后，邵红梅正式退休了。接下来的日子平淡充实，给儿子娶妻成家，带大了孙子，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始终觉得这件事我没干够，我的手艺不能丢。”终于，她重新出山。

像自己的师傅一样，邵红梅这辈子就钟情做这一件事，从枯燥的学艺阶段开始，从活力青春的年纪开始，直到双手被油污染黑，双鬓由黑转白，他们修理的是展示时间的工具，用的是自己的青春。

如今，手表的计时功能早已弱化，腕上之物已然成为时尚和财力的象征，口袋里有不少余钱的人们开始追求价格不菲的高档名表。由于名表价格高，人们买表后就格外注意保养，修表业也因此开始复苏。

现在的名表不仅是外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里面的机芯技术和以前也有很大的差别，对修表技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邵红梅说，现在的修表匠不单要会修表，还要会鉴别表的真假，以及对表进行保养维护。

光阴掠过，当年和自己同时进厂的师兄弟们都已退休去安享生活，邵红梅有时会感叹修表手艺的传承，“现在愿意学这门手艺的年轻人少之又少，也是，谁还愿意把青春耗费在这里呀……”

她身后的挂钟指针默默地指向下一格，仿佛提醒着人们，从未改变的，只有时间的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