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8月19日电 题：揭秘精神科医护人员：做病人心灵的“修理匠”

作者：张煜欢 张诗雨

8月19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这是继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后，中国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这一天，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精神卫生中心，刚刚获评“最美浙江人·最美天使”的医护团队忙碌依旧。在外界看来，这群“天使”有几分神秘。

“都说精神科医生就是靠‘嘴皮子吃饭’，其实精神疾病可不是说说话就能治好的。”面对外界的好奇，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精神一科主任医师金卫东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如果说外科医生是躯体的‘修理匠’，那精神科医护人员就是心灵的‘修理匠’。”

时而喜怒无常、时而暴躁抑郁……日复一日，精神科医护人员与饱受精神障碍困扰的病人朝夕相处。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在条件艰苦的灾区，也留下他们进行心理救助和心理危机干预的身影。

“现在，无论是病房环境、医疗设备，还是治疗水平以及精神疾病从业者人数，和之前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从业36年，金卫东说，自己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神卫生环境变化与发展的见证者。

刚开始他们都叫我“疯子医生”

1977年，中国重新恢复高考。据统计，那一届高考共有570多万人参加，金卫东就是其中之一。次年，他顺利成为了一名临床医学系的大学生。不成想，在妇产科实习的金卫东最终就业时被分配至了精神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精神卫生环境并不算乐观。金卫东对于当年工作的场景依旧记忆犹新，“不仅病区距离市区较远，医院的设施也很落后。精神检查只有常规的化验检查、拍胸片、心电图。病房很狭小，很多病人挤在一间病房里，睡的是大通铺。”

精神科医生常常和精神疾病患者联系在一起。然而，除狂躁症、精神分裂症、人格缺陷等人们常有耳闻的精神疾病外，他们的工作对外界而言都显得十分“神秘”。

金卫东回忆，三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还处于模糊阶段。“周末只要我回到医院宿舍，周围的人都会半开玩笑地打招呼说，‘疯子医生’回来了。”

工作后，金卫东每个月都会收到一笔3元的额外收入，那是医院专门给精神科医生的“挨打费”。“患者发病是不可预测的，一些有冲动型人格的患者发病时会比较难以控制。”尽管偶尔“伤痕累累”，金卫东说，这笔额外收入是当时精神科医生“令人羡慕”的“福利”。

让社会改变对精神疾病的偏见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精神疾病越来越重视。

“精神心理疾病的种类很多，成因也非常复杂。”金卫东介绍，近年来，精神科工作的范围愈发广泛。除了治疗常规的精神疾病外，严重失眠、紧急事件干预、网瘾等都被纳入了精神科医生的工作范畴。然而，仍有很多病患家属对于这类疾病存在一些误解。

“孩子只是网瘾严重，你这个医生怎么让他住精神病院？”这样的疑问，金卫东听过很多次，时常感到有些无奈。病耻感，是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内心的一个疙瘩，也是精神科医生治疗时的障碍之一。

“很多人认为，在精神科住院治疗会对名誉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并不会主动配合。再加上精神疾病患者没有自制力，很抵抗治疗，因此难以完全恢复。”金卫东说，“精神疾病也是所有疾病的一种，没必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它。”

为了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更好地恢复并回归社会，浙江省同德医院精神科的康复区内设有中医治疗室、生物反馈治疗室、音乐治疗室等八九个不同的治疗室。

“当病人的病情稳定后，我们就会鼓励他们绘画、下棋、做手工，从而锻炼动手、思维、社交等能力。”对着墙上的一幅病人的油画作品，金卫东的言语中充满了赞赏，“你看，从色彩到构图，画得非常专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所在，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病人更好地康复。”

需将精神科工作拓展到社会基层

金卫东的办公室离精神一科的护士站不远，中午时分，隔着玻璃可以看到50多个病人正安静地排着队准备吃药。这里是该院重症精神患者科室之一，也是医护团队工作的“主阵地”。

随着病房建设、检查设备的不断升级，医护人员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最让金卫东“头疼”的工作已从院内转向了院外。“当患者回归社会和家庭之后，没有了医生的监督，一旦一停药，不出半年，很快就会复发。”

金卫东的患者中有很多“老面孔”。因此，病患家属也常常会发出“怎么总是治不好”的“抱怨”。他耐心地解释，“病人的后期康复在院外，精神科的临床医生往往‘鞭长莫及’，所以要把这类工作拓展到社会的基层中去。”

金卫东很看好社区工作者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后期康复的作用，然而中国专业的社区人员短缺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阻碍。2016年，浙江省首次开展社区医师精神卫生专业职业范围加注培训，经考核合格者，便可为精神障碍患者开处方。“为社区医生进行职业加注，可以有效地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后期康复。”金卫东看到了希望。

稍作休息，金卫东又要赶往下一个病区。医师节对于他们而言，亦只是平凡而忙碌的一个出诊日，不厌其烦地聆听、开导，是精神科医护人员工作的日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