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夏天，我在阿姆斯特丹买了辆脚踏车，往西南骑过荷兰，展开从亚德里亚海滨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到苏格兰本尼维斯山（Ben Nevis）这趟旅程的最后一段行程。第二天，我骑在荷兰乡间，时近傍晚，天色开始变暗，从北海飘来的毛毛雨，把路面变得又湿又滑。一辆卡车擦身而过，把我逼到路边，我一个不稳，连人带车跌到烂泥里。我没受伤，但浑身又湿又脏，挡泥板也给撞弯了，必须拉直。在外流浪，总会碰上坏天气，我通常躲到桥下，但那时无桥可以栖身，于是我找上最近一户人家，敲门请求避雨。奥茨胡恩太太早就从家中前窗目睹我摔车——我猜她有许多漫漫午后是在前窗边度过的——因此，她开门露出一道缝，往外打量我时，我丝毫不觉惊讶。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甩开疑虑，把门大大打开，让这个又湿又脏的狼狈加拿大青年进到屋里。

我想要的只是站着避一阵子雨，打理好精神就出发，但她不同意，反倒让我洗了热水澡，请我吃了一顿晚餐，留我住一晚，还硬塞给我几样她已故丈夫的东西，包括一件防水外套。隔天早上，明亮的阳光洒在厨房餐桌上，她请我吃了一顿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早餐，然后赧然轻笑，说起她儿子若知道她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家里过夜，而且还是个男人，会有多生气。吃完早餐，她给我当地景点的明信片当纪念，建议我去其中几个地方逛逛再上路。那个星期天早晨，阳光耀眼，我又不赶行程，索性照她的建议，出去随便走走看看。我没想到，就那随意的一游，我与她所在的城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给了我代尔夫特（Delft）。

“一座最赏心悦目的城镇，每条街上都有好几座桥和一条河”，以日记闻名于世的伦敦人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0年5月走访代尔夫特时，如此描述这城镇。他的描述与我所见丝毫无差，因为代尔夫特大体上仍维持17世纪时的模样。那天早上，状如15、16世纪西班牙大帆船的云朵，从西北边十几公里外的北海急涌而来，将斑驳云影洒在狭桥，以及大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阳光映射在运河的河面，把屋宇的砖彻正立面照得亮晃晃的。意大利人以打入潮滩的木桩为基础，建造出规模更为宏大的海上运河城市——威尼斯。荷兰人所建的代尔夫特则与此不同，它位在海平面之下。代尔夫特以堤防挡住北海，开凿有闸水道，排干沿海沼地。这段历史就保留在代尔夫特这个字里头，因为荷兰语的delven，意为“挖凿”。贯穿代尔夫特西城区的主运河，如今仍叫奥德代尔夫特（Oude Delft），意为“旧的有闸水道”。

从代尔夫特的两座大型教堂，特别能看出17世纪的历史面貌。位在大市场广场（Great Market Square）的是新教堂，兴建时间比奥德代尔夫特运河边的旧教堂晚了两世纪，因此而得名。这两座宏大建筑建造、装饰之时（旧教堂是13世纪，新教堂15世纪）当然属于天主教堂，但今天已不是如此。阳光从透明玻璃窗射进来，照亮教堂内部，抹掉了那段早期历史，只呈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禁绝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风（包括在1560年代拆掉教堂的彩绘玻璃）、将教堂改造成近乎世俗崇拜形式的新教集会所。当时的荷兰人为了摆脱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的统治，多方抗争，而禁绝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作风就是其中之一。两座教堂的地面大体是17世纪的古迹，因为上面布有铭文，用以标示17世纪代尔夫特有钱市民坟墓的所在。当时的人希望埋骨之处离圣所愈近愈好，而埋在教堂底下又比埋在教堂旁边好。历来有无数画作描绘这两座教堂的内部，其中有许多幅画里可见一块抬起的铺砌石，偶尔甚至可以看到正在干活的挖墓工，以及正忙着自己的事的人（和狗）。教堂保留了每户人家埋葬地点的纪录簿，但大部分坟墓没有刻上墓志铭。只有负担得起立碑费用的人，才会刻上自己的名字和一生行谊。

在旧教堂里，我碰巧看到一块刻有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的石头，每个字刻得工整而朴实。几天前，我才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欣赏过维米尔的画作，想不到竟会无意中在这里碰上这位艺术家的最后遗物。我对代尔夫特或维米尔与代尔夫特的关系一无所知。但突然间，他就出现在我面前，等着我打量。

许多年后，我得知那块石头并非他死时就铺在墓上。当时，维米尔还算不上是大人物，没资格拥有刻了铭文的墓碑。他只是个画家而已，某个还不错的行业里的一名工匠。没错，维米尔是圣路加手工艺人工会的领导之一，而且在该镇的民兵组织里位居高位——但他的邻居里，还有约八十个人拥有同样的高位。他死时一贫如洗，即使他死时有钱，那也不足以让他有资格享有铭文墓碑的殊荣。一直要到19世纪，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才把维米尔幽微缥缈、难以捉摸的画作视为大师之作。如今所见的那块石碑是到了20世纪才摆上，好让许多知道他埋骨之处而特意前来凭吊的人——不像我是不知他埋骨处而无意间碰上——能一偿所愿。但是那块石板所在的位置，其实并非维米尔真正埋葬之处，因为1921年大火之后，教堂重建，所有铺砌的石头全被拆掉再重铺。今人所知的，就只是他的遗骸埋在那教堂底下某处而已。

维米尔在代尔夫特生活的痕迹，除了埋骨处之外，其余皆已不存。今人知道他在大市场广场附近他父亲的客栈长大。长大后，大部分岁月在旧长堤上他岳母玛丽亚·廷斯（Maria Thins）家度过。在岳母家一楼，围绕他的子女愈来愈多；在二楼，他画了大部分的画作。最后，四十三岁时，债台高筑、灵感枯竭的他，在岳母家猝然逝去。那栋房子在19世纪被拆掉。与维米尔在代尔夫特生活有关的具体东西，无一留存。

欲一窥维米尔的世界，只有透过他的画作，但是在代尔夫特，这也不可能。存世的三十五幅画作中（另有一幅原收藏于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但是在1990年失窃，至今下落不明），没有一幅留在代尔夫特。那些画作全在他死后卖掉，或运到别处拍卖，如今散落在从曼哈顿到柏林的十七座美术馆里。离代尔夫特最近的三幅画作，在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这三幅画离代尔夫特不远——17世纪时搭内河平底船到海牙，要花四个小时，如今搭火车只消十分钟——但终究不在他画那些画的所在地。要看维米尔的画，就要到代尔夫特以外的地方。在代尔夫特，就要断了亲眼目睹维米尔画作的念头。

维米尔画作《代尔夫特景色》，1660-1661年作，现藏于荷兰海牙莫瑞修斯博物馆。

维米尔的绘画生涯为何发迹自代尔夫特，而非别的地方，理由多不胜数，从当地的绘画传统到代尔夫特天然光影特色都是。但那些理由并不足以让人断定，维米尔若是住在荷兰其他地方，就画不出那么出色的画作。环境很重要，但无法解释所有的现象。同样，我可以提出许多理由，说明17世纪人类生活的跨文化转变这一全球史为何一定得从代尔夫特开始谈起，但那些理由并无法让人相信，代尔夫特是唯一一个应该作为起点的地方。事实上，那里所发生的事，除去可能改变了艺术史的进程之外，没有一个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也无意在这之外另发高论。我从代尔夫特开始谈起，纯粹是因为我碰巧在那里摔车，因为碰巧维米尔曾住在那里，因为我碰巧欣赏他的画作。只要代尔夫特不挡住我们远眺17世纪的世界，根据这些理由选择该地作为审视17世纪之地，自然也无不可。

假设选择别的地方作为讲述这段故事的起点，结果又会如何呢？譬如说，选择上海。因为第一次走访代尔夫特又过了几年之后我去了上海，而因为那趟上海之行，我成为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事实上，那同样无悖于这本书的构想，因为欧洲和中国正是我在书中所描述互连磁场的两极。若是选上海而弃代尔夫特，我所要讲述的故事会有多大的改变？有可能改变不大。如果撇开显而易见的差异，寻找那两地的相似之处，上海其实和代尔夫特很相似。上海一如代尔夫特，建在原为海水所覆盖的土地上，而且倚赖有闸水道排干上海所在的沼泽地（“上海”也可解为“居海上之洋”，但其实是“上海浦”的简称，意为“靠近河流源头的有闸水道”）。上海同样曾有城墙环绕（但只在16世纪中叶时修筑城墙，以防倭寇入侵）。上海本来有纵横交错的运河和桥梁，而且本来也有水路直通海上。新开垦的土地催生出发达的农业经济，上海成为经济的交易中心，并与周边乡间的商品生产的手工网络紧密相连（当时是棉织品）。代尔夫特有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成为维米尔笔下的人物，雇请维米尔作画，但上海没有这样的居民，文化、艺术的发展大概也大不如代尔夫特。但上海的富裕人家常赞助艺术，这和代尔夫特富商的行径似乎颇为相似。更惊人的巧合乃是上海是董其昌的出生地。董其昌是当时最出色的画家和书法家，改造了传统绘画手法，为近代中国艺术奠下基础。称董其昌是中国的维米尔，或称维米尔是荷兰的董其昌，都毫无道理，但两人之间的相似处太过耐人寻味，无法略而不谈。

讲到代尔夫特与上海之间的差异，你或许会觉得两地的相似只是表面。首先是规模上的差异：17世纪中叶时代尔夫特只有两万五千人，位居荷兰第六大城市，至于上海，在1640年代饥荒、动乱之前，城居人口比代尔夫特多了一倍有余，乡村人口则达五十万。更重要的差异在于政治背景：代尔夫特是摆脱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后，新兴共和国的重要基地，而上海则是明、清帝国牢牢掌控下的地方政府所在地。从规范其与外界互动的国家政策来看，代尔夫特、上海也必然泾渭分明。荷兰政府积极建构遍及全球的贸易网，中国政府则是在与外国人接触、通商方面忽禁忽开，政策摇摆不定（禁止通商的政策在当时中国内部引发激烈争辩）。这些差异都不小，但我并不觉得重要，因为它们对我的目的影响不大。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去呈现一个更大的整体，一个人类正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建构联系和交换网络的世界，而上海、代尔夫特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不管是从其中哪个开始谈，故事在大体上都没有什么两样。

选代尔夫特而弃上海，与前者还留存古代的氛围有关。我在代尔夫特摔车，一脚跨进17世纪的氛围，但若在上海摔车，就不会有这种际遇了。在豫园周边的小街上，还残存些许明朝风韵。豫园坐落在旧城的中心，乃是园主为了侍奉告老还乡的父亲，在16世纪末建成的。后来，以豫园为核心，兴起一个小型的公共集会区，居民在此从事多种活动，包括艺术家到此挂出画轴售卖。但在接下来几百年里，这一带盖满了房子，如今已少有遗迹可让人一窥明朝时该地的风貌了。

但我以代尔夫特而非上海作为我故事的开端，还有一个特殊理由：维米尔留下了一批描绘代尔夫特风土人物的出色画作，而董其昌则未留下这样一批描绘上海的画作。一等到经济能力足以搬到县城去住，董其昌就离开上海。维米尔则待在老家，画下他周遭所见。浏览他的油画，我们似乎进入栩栩如生的真人世界，在他们周围环绕着充满家庭氛围的事物。他画中的谜一样的人物，带着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秘密，因为那是他们的世界，而不是我们的世界。但是他呈现那些人物的手法，似乎让观者觉得自己进入温馨的私密空间。但那全是“似乎”。维米尔的绘画手法太高明，高明到能欺骗观者的眼睛，让他们以为油画只是个窗户，透过那窗户可以直接窥见他画得仿若真实的地方。法国人称这种绘画上的欺骗手法为错视画法（trompe l‘oeil），意为“欺骗眼睛”。就维米尔来说，那些地方的确是真有其地，但可能和他笔下所呈现的差距颇大。维米尔毕竟不是摄影师，而是个错觉画家，运用错觉艺术手法将观者带进他的世界，带进17世纪中叶代尔夫特某个资产阶级人家的世界。但即使真实的代尔夫特与他笔下有颇大差距，他的写真画作还是逼真到足以让我们进入那个世界，思索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在本书中，我们会根据维米尔的五幅画作，还有与他同时代的代尔夫特同乡亨德里克·范·德·布赫（Hendrik van der Burch）的一幅油画、某个代尔夫特瓷盘上的装饰画，寻找代尔夫特人生活的蛛丝马迹。我挑上这七幅画，不只是因为画中所呈现的内容，还因为画中小地方隐藏了指向更雄浑历史力量的线索。搜寻那些小地方，我们会发现与画中未充分表明的主题、未真正画出的地方相关联的潜在线索。那些小地方所透露的关联，只是间接表明的关联，但那些关联确实存在。

如果那些关联难以察觉，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之前，还没有那些。与其说17世纪是第一次接触的时代，不如说是第二次接触的时代来得贴切，因为那时候，初次相遇的地点正渐渐转变成一再见面的场所。那时候，人们经常来往异地，并且携带行李同行——这意味着有事物落脚在制造地以外的地方，以新事物的姿态首次出现在那些新地方。不久之后，商业活动取而代之。移动于两地之间，不再是那些偶然的旅人，而是为流通、贩卖而生产的货物，而荷兰正是那些新货物的集散地之一。在阿姆斯特丹——新货物的汇集焦点——它们引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注意。笛卡儿因为见解不见容于当道，不得不离开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在尼德兰度过漫长的流亡生涯。1631年，在流亡期间，他称阿姆斯特丹是“货物无奇不有”之地。他问道：“要找到世人所可能希冀的各种货物和珍奇物品，这世上还有哪个地方比这座城市更能让人如愿吗？”要找到“世人所可能希冀的各种货物和珍奇物品”，当时的阿姆斯特丹的确是绝佳地方，至于原因呢，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自会明了。那些东西流往代尔夫特的数量较少，但还是有一些。有一些甚至落脚在维米尔所住的岳母玛丽亚·廷斯家里，这从维米尔的妻子卡塔莉娜·博尔涅斯（Catharina Bolnes）在维米尔死后为申请破产所拟出的财产清单就可看出。维米尔还没富裕到拥有许多好东西，但从他所得到的东西，可约略看出他在当时的地位。而要在哪里看到那些东西用于实际生活呢？就在他的画里。

为了让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不致枯燥，我要请大家仔细来看画，说得更精确些，来看画中的物品。这方法要有效，大家要暂时放掉某些既有的赏画习惯，尤其是最常见的习惯——喜欢将画作视为直接窥探另一时空的窗口。将维米尔的画视为17世纪代尔夫特社会生活的传形写真，乃是迷人的错觉。绘画不是像照片那样咔嚓一声“拍下”，而是在小心而缓慢的过程中“造出”，而且它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客观真实，不如说是想象中的特定情境。这个习惯心态会影响人如何看待画中的事物。把画看成窗口，就会把画中的东西看成二维的细节，而且那些细节不是表明过去不同于我们今日的印象，就是表明过去和我们所知的过去一模一样——在此，又把画当成拍下的照片一般。看到一只17世纪的高脚杯，我们想：那是17世纪高脚杯的模样，长得可真像/真不像（两者择一）今天的高脚杯。我们往往不会去思索：高脚杯在那里做什么用？谁制造的？来自哪里？为什么画家将它，而不是别的东西——比如茶杯或玻璃罐——放入画中？

本书锁定七幅画来探讨，我希望大家定睛细看每一幅作品时，都只思索这些问题。大家还是能享有赏画的乐趣，但我还希望大家深入画中，仔细观察画中的细节，从中找出该画绘于何时、何地的迹象。那些迹象大部分是在不知不觉中被画进里头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那些迹象，以便利用画作，不只了解画的故事，还了解我们的故事。艺评家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说过，绘画是必须破解的谜。我们觉得必须破解那道谜，以化解我们对自己所处世界的迷惑，减轻我们对于自己为何会置身如此世界的不确定感。我使用这七幅荷兰画作的用意，就在于此。

如果把那些画中的东西视为供人开启的门，而非窗口后的道具。那么我们会发觉自己置身在通道上，循着通道将对17世纪的面貌有所发现，而那些发现是画作本身都未认知，画家自己大概也不知晓的。在那些门后面，有意想不到的走廊和忽隐忽现的偏僻小径，而我们叫人困惑的现在与一点也不简单的过去，则透过那些走廊和小径得以连接贯通，这连接的程度绝非我们能够想象，而方式也会叫我们惊讶。检视这些画中的每样东西，从中将看到17世纪代尔夫特的复杂过去，而如果有一个主题曲折贯穿那复杂的过去，那就是代尔夫特并不孤立。它存在于一个触角往外延伸到全球各地的世界中。

卜正民（Timothy Brook），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2015—2016年度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曾任多伦多、斯坦福、牛津等大学历史学教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中国近代史、全球史，并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帝制中国历史》主编。2005年获加拿大历史协会颁发的历史学奖项弗朗索瓦？泽维尔？加诺奖章，2006年获颁古根海姆学术奖。代表著作有《纵乐的困惑》《维米尔的帽子》《为权力祈祷》《秩序的沦陷》《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