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猫》（局部）87cm×76.2cm中国美术馆藏 潘天寿 作

这部电影在电影修辞层面采用的是“特写”和“近景”。特写：让人物角色的喜怒忧伤都细腻逼真，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近景：拉近了观众和人物角色的心理距离。特写和近景的电影修辞手法是肉，立体丰满地捏出一个个活泼泼、脆生生的人物。如此将喧嚣的历史和个性复杂的众多人物，塑造得格外贴近观众和震撼观众。境界层面，高手过招，如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品的都是心意和灵魂的默契。这种通达的境界，都似华山顶上的无限风光……

在中国美术界，也矗立着一位殿堂级的人物，他采用的绘画修辞手法同样是“特写”和“近景”。他开创了丰碑般的中国绘画艺术，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便是潘天寿。《光华旦旦》是潘天寿现存作品中尺幅最大的画作，他以极端的特写和近景的绘画修辞手法，营造和驾驭了这幅巨型之作。画中巨型老松、威猛秃鹫和高耸山岩，个个不容忽视，个个顶天立地般存在，气场强大霸气。《夏塘水牛图》是他的另一幅巨型画作，颇具代表性。此画为指墨画，是潘天寿在1960年创作的。画中的水牛和现实中的水牛几乎一样大，这头水牛还并未呈现出水牛的全貌，仅仅截取的是水牛身躯的一多半。画家是怎样近距离地，对水牛特写一番呵。牛头和牛角，赫然居中，回望画外。为了稳定大型画作的平衡感，潘天寿在画面的左一半，画了远景的山石和松叶作为陪衬。说是“远景”，其实是对比画里的这头水牛而言。实则潘天寿对山石和松叶的创作，依旧采用的是近物和特写的手法。潘天寿的诸多作品，无不是采用特写和近景的绘画修辞手法构思和创作，笔法轻松、妙趣横生、虚实得当、形神兼备，笔墨与面块、线条之交响“有声”“有色”。潘天寿更善于捕捉对象最具神采之处或其瞬间，糅动势和静谧、整体和细节于一体，墨韵轻灵，气息清爽，格调雅致，神气弥满。

潘天寿深晓传统文化之精髓新的诠释方式，善于凝思并深得时空对话之妙，对接与糅合了传统文化精华的当下价值，赋予了中国绘画新的精神洗礼与新的文化熏陶。感悟潘天寿一生痴心的绘画心灵、解析潘天寿独一无二的绘画语言、理解潘天寿最为推重的绘画形式和品味作品背后的象征和寓言、阐释潘天寿为何如此修辞和表现，值得后人深思和玩味。

1842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侵略者接踵而至。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随后传教士跟进。在内忧外患的大时代下，潘天寿出生在1897年的浙江宁海冠庄。幼年潘天寿也曾度过一段幸福时光，其父潘秉璋是秀才，家有田产上百亩；其母是举人之女，能绣善绘。潘天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母子情深，陪伴母亲画和绣，播下了一颗痴爱丹青的种子。好日子过到他7岁，随着外国教会形成强大势力，民间反洋教运动愈演愈烈，宁海的反洋教运动波及潘家，潘天寿的母亲在运动的阴霾下去世。如此人生，注定在他年幼的心中埋下阴影。潘天寿在私塾求学期间迷上了描摹书籍里的插图，如痴如醉。上完私塾，他又被父亲送入洋学堂继续读书，求学期间购得一本《芥子园画谱》，边读书、边临摹，逐渐摸索出了一生的发力方向。14岁的潘天寿，发愿做一名国画家。芳华宏志，终生无悔，他用一生的长度践行了年少的誓言。读过旧式私塾、摹过文人画程式化的画谱，立志做一名国画家，身上背负着家族对反洋教的仇恨，潘天寿在千丝万缕的情感河流汇集下，心里对中国画刺上了刺青。尽管如此，潘天寿对传统国画尚未形成深刻的认识，这只是他学画的萌芽阶段。但这对他日后绘画境界的提升和认知层面的升华，埋下了伏笔。19岁的他考上浙江一师，当时的教育和文化名流经亨颐是校长，教师有李叔同和夏丏尊等人。浙江一师求学期间，他遇到的挑战是，学校绘画教学采用西式教法。虽然都是绘事，中西教学可谓隔着银河，这让潘天寿第一次有了孤军奋战的感觉。确切说，潘天寿绘画，是他一生孤立无援、单枪匹马打下的江山。但幸运的是，滋养潘天寿初期学艺的贵人，是人格、艺格均属人间极品的李叔同。李叔同并未因潘天寿采用与教学相悖的国画方法而排挤他，反而助力他绘画综合素养的提升。李叔同指导潘天寿绘画技艺，还把他的篆刻书法作品引荐给精通此道的校长经亨颐。可想而知，潘天寿绘事的第一笔宝贵财富，是贵人的栽培认可、高人的保驾护航和自我的信心满满，这为他日后有胆、有勇、有力、有劲独闯画坛夯实了底气。在浙江一师，李叔同等人高洁的人格，又为潘天寿打开另一扇窗。潘天寿明白了震撼心灵的除了学问和艺术，还有芬芳的德行。这为他最后的绘画境界升华至高洁，树立起了现实榜样。

风清气朗的求学生涯结束后，潘天寿有过一段苦闷时期。他回乡当小学教师期间，只是依照自己的情趣喜好勤奋画画。这段时期，他画风是野气、灵气、胆气、生活气杂糅并存，没有固定风格。然而，画中禀赋之气，却气贯长虹。他独自摸索了几年后，潘天寿幸运地遇到他绘画事业的第二位贵人吴昌硕。拜师吴昌硕，潘天寿绘画艺术经历了起承转合的提升、思考和变迁。吴昌硕相当器重这位年纪相差颇多的弟子，但也指出潘天寿有可能误入歧途之处。

中国书法对于绘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吴昌硕的一生从不间断写字、作诗、刻印，又自觉地将这些文化营养融入绘画之中，不求表面形式，力求内在规律与绘画艺术的有机结合。明代复古与创新交集之时，出现徐渭等纵情写意画风，之后出现了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至清代赵之谦等人，笔下金石之气极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内在韵味，赵之谦、任伯年等继承性地把这种写意画风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吴昌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横空出世，他几十年如一日书写石鼓文，使其绘画中的线条有一股笔墨圆浑厚拙之气而显得生机勃勃，吴昌硕也正是以书法为依托，绘画与篆法书法合并，深思力索，将写意画风与金石书法完美结合起来，为中国画开辟了新境。吴昌硕书法、篆刻、绘画等集大成于一身，潘天寿行追明贤，得其引导，塑造了自我，重塑了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如果自信不足，可能会造成很多精神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迷失，包括观念的迷失。很多时候我们都没能从根上去认识这个问题，江之长必接其源，树之大必连其根，潘天寿遇到吴昌硕是幸运的。

潘天寿饱含激情与斗志，铮铮铁骨，满怀豪情，因为有对传统文化的信仰、自信。他将书法的内敛与超迈，散淡与拙朴，灵秀与厚重等要素进行了成功的融合，在吴昌硕的引领下，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艺术神髓后，潘天寿在绘画理论上有了一次系统完整的学习梳理，并撰写了《中国绘画史》。他领悟到不论拜师何方神圣，最终要走自己的路。于是他变法，彻底清扫老师在他头脑和笔下的留痕。当他拿着变法后的作品，呈给吴昌硕看，吴昌硕并不反感，反而大喜，赞叹潘天寿：“阿寿学我最像，跳开我又离我最远，大器也！”有这些殿堂级大师当镜子，照出的是潘天寿的光明大道、内心投射的是熊熊燃烧的自信之火。如此学艺经历，为潘天寿绘画事业的踽踽独行，打通了关隘。

（未完待续）（作者系北京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