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估价高达4亿多港元的苏轼《木石图》即将于11月登陆佳士得香港，曾被日本人以超过万金的价格购藏，最后证实进入到阿部房次郎的爽籁馆。2018年恰逢阿部房次郎150周年诞辰，大阪市立美术馆将于10月16日推出“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特展，展出160件，并且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特别合作下，汇集了阿部房次郎早年捐赠的封泥20件，当年总共捐赠600件封泥，这批作品来自清末著名金石藏家陈介祺旧藏。本次展览的重要展品有：（传）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苏轼《行书李白仙诗》、（传）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卷》、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等重磅名迹。

早年，日本允准了五个国宝级收藏馆，分别是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镰仓国宝馆和大阪市立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之所以能比肩其他四大博物馆，亦与其核心馆藏——“阿部藏品”有关；阿部房次郎在1937年过世，6年后，其子阿部孝次郎按遗嘱，将其毕生藏品160件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李霖灿先生曾说过，“阿部藏品与美国顾洛阜、王季迁收藏并驾齐驱，堪称海外私人中国书画收藏三鼎甲，能弥补台北故宫藏品的缺憾。”

“阿部藏品”的质量究竟如何？我们首先来看看此次展览的核心展品：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日本重要文化财

这幅画从前被著录为南朝梁张僧繇（活动于6世纪初）的作品，画作题签亦沿袭此说。前隔水的题识为唐代梁令瓒（活动于8世纪）所绘，而明代董其昌（1555—1636）与陈继儒（1558—1639）则分别在题跋中提到作画者应为唐代的吴道子（约685—758）或阎立本（？—673）。本幅特征在于以细线舒缓地描绘，设色典雅。虽然从画上的篆书文字错乱等细节可推知应为后世所书，但有关此画制作的具体年代仍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五星二十八宿指的是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等五星和角宿以迄轸宿等二十八个星宿，本画目前保存了其中的角宿至危宿等十二宿，被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财。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日本重要文化财

王维《伏生授经图卷》描绘秦朝博士伏生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把《尚书》藏在壁中，直到汉代兴起才将之取出，在齐鲁之地讲述《尚书》之学。虽然汉文帝欲招伏生至宫中讲学，但他当时已高龄九十多岁，行动不便，文帝使晁错往受，得二十八篇，即所谓“今文尚书”。日本美术史画大村西崖认为此画“画法高雅，真令人仿佛有辋川山水相接之感”。大阪市立美术馆所编《宋元绘画》中指出，“本画是为北宋《宣和画谱》中著录的王维所作《伏生像》的流传” ，“是否为王维真迹，目前还没有定论，但作为保留唐代人物画余韵的作品，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据学者研究，宣和时期画院曾组织画家临摹大量古人杰作，依据画上钤有宋徽宗“丁亥御札”的若干传世画作，多为此时期绘画复制品，考虑到这一现象，此画有可能是北宋画家临摹唐代人物画作品。

款题：“待诏筠州筠□县主簿燕文贵□”。

此幅画卷描绘了横向水平展开的广袤山水，从卷首处可远远眺望的江水，一直到卷尾仰之弥高的山体，真切表现了在风雨当中云烟、树木以及水流逐渐变得激烈的场景，画中多处还点绘有人们生活情景。燕文贵（约967—1044）为宋太宗朝宫廷画家，其画风融合了李成、范宽（约活动于10世纪）等人的北方样式，和以董元（约活动于10世纪）为代表的南方样式，并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人物和树石，被称之为“燕家景致”。本图可谓最具知名度且最能体现燕文贵画风的传世名品。

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轴，北宋，绢本水墨，161.5×105.6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轴。这件以界画描绘华丽楼阁且背景铺展“李郭”派山水的大作，因画幅右下有“恕先”之款而被传称为郭忠恕所绘，然其笔墨系属元代风格，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容瑾《汉苑图》有较深的渊源。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轴和（传）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轴是原田悟郎亲自在北京一同买下的，之后再带回给内藤湖南鉴定。据原田回忆，内藤湖南看过很多珍品，但讶异于李成作品描绘之精彩，还离席拜观这件作品。

此画描绘的内容出自《世说新语》：三国魏的曹操与杨修同行，途经东汉著名孝女曹娥的石碑下，石碑的背面题写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杨修很快就领悟出石碑背面所书文句的意义，但曹操却是在走了三十里路之后才终于破解其文义——“绝妙好辞”。据说画中石碑的侧面有“王晓人物，李成树石”之落款。王晓（活动于10世纪）擅绘人物、畜兽，李成（约919—967）则以描绘“平远山水”之空间样式及表现尖锐树叶的“攒针”而知名。虽然由摹写笔触暧昧不清和画风本身，可推知本幅画或为元代摹本，但画中土坡的远近表现方式和犹如蟹爪的树木描绘，仍保有李成的画法。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日本重要文化财

这件苏轼《行书李白仙诗》有些特殊，此作原为东京银座至京桥一带号称“中华第一楼”的中国餐馆经营者林文昭所拥有，而当原田悟郎向内藤湖南出示这件作品时，内藤湖南一开始还对“书迹发现于日本”的说法感到半信半疑。不过内藤湖南和犬养毅均极力赞赏此作，并为之撰写介绍信，即便如此，却始终没有人愿意买下它，直到阿部房次郎拜访原田悟郎的宅邸，对此件作品一见倾心，才终于归阿部房次郎所有。

《行书李白仙诗》以行书抄录两首五言古诗，款识“元祐八年七月十日、丹元复传此二诗”。虽然作品未见署名，依据书风判断应出自苏轼之笔，为其五十八岁所书。金代人蔡松年在跋文中写到，据传苏轼是在京师（汴京）遇到身为道士的丹元（姚安世）时，将李白的肖像连同李白所作的诗文一起交给姚氏，但这两首诗并未收录在现存的李白诗集中。此作乃苏轼学颜真卿（ 709- -784 ）和杨凝式（873- -954） 等人书风又自成一家的中年时期作品，以独特的右肩斜耸笔势书写，用笔富变化，是不拘于琐碎技法、盈溢着跃动感的书迹。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日本重要文化财

画上有“镇阳宫素然画”落款，钤有“招抚使印”一枚。

有关宫素然其人生平不详，镇阳属于河北路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而明妃则是汉元帝的妃子王昭君。元帝因嫔妃众多，于是按画工所描绘的宫女姿容来决定召幸与否，其中仅明妃因不愿贿赂画工而被画得很丑，最后被迫嫁给匈奴王。本图即表现强风狂吹、沙尘漫飞的出关场面，画中人物、马匹均采用纤细的白描笔触描绘。另一件传世的张瑀（约活动于12至13世纪）《文姬归汉图》（吉林省博物馆藏）与本作构图大体一致，此点关联十分耐人寻味。

这件作品也是博文堂原田悟郎为阿部代购的，过程颇为曲折，原田在北京收藏家关冕钧家中见到金人宫素然传世孤作《明妃出塞图》卷，此画是一位女藏家之物（有说法是颜世清藏品），她委托关氏转售。原田一见此画即爱不释手，且志在必得。但关氏一定要等与之早前约好的法国人先看过之后，再考虑原田。幸运地是，因法国人生病而无法前来，原田就成了第一买家。但女藏家因价格不满意，又不想出售了。但她想要以五件唐代白瓷进行交换，白瓷上要有牡丹图案，且均为直径约一尺的大件。原田就急忙让中根齐在北京遍城寻找，历经艰难好不容易找齐五件白瓷。女藏家看后也甚为满意，交易因此成功。后来此画转卖给了阿部房次郎。

本幅为龚开（约活动于13世纪）所绘，其人在宋朝为官，入元后不仕，卖画度日。图中描绘一匹消瘦衰弱的马儿，低着头，鬃毛随强风的吹拂而飘动，其身姿既可怜却又带有威严感。龚开在画后的题画诗描写到：仕于前朝的骏马，如今虽然骨瘦如柴，无人怜惜，但相较于一般凡马只有十多根肋骨，千里马则拥有多达十五根肋骨，且因为变瘦的关系，骨骼显露于外，更突显出其与凡马之不同，故衰颓着实不是它所忌讳在意之处。由此可知，画家将自身的境遇寄托在这匹马上，传达出对异族统治的反抗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 1934年内藤患胃癌已近临终，原田悟郎最后一次拿了这件元人龚开《骏骨图卷》，让内藤鉴定，此时他的声音已经微弱嘶哑不清，原田就凑在他嘴边倾听：“这幅画你要帮我仔细推敲一下，有什么疑点就去请教别人，认真研究的话，就会搞清楚。我快不行了，这件事就拜托了。”这是内藤对原田的临终遗言。其实，这件作品曾是金开藩旧藏，他是金城之子，也是王世襄之表兄，原田在北京能收购很多的藏品亦有与他的助力。

（传）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局部 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吴道子（传）《送子天王图》是当今唯一存世且多为各种美术史著作征引的“吴家样”绘画实例。《送子天王图》（又名《天王送子图》）由唐人吴道子所做，图又名《释迦降生图》，乃吴道子根据佛典《瑞应本起经》绘画，现存此画为宋人摹本。全图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描绘一位王者气度的天神端坐中间，两旁是手执筋板的文臣、捧着砚台的仙女，以及仗剑围蛇的武将力士面对一条由二神降伏的巨龙。第二段画的是一个踞坐在石头之上的四臂披发尊神，身后烈焰腾腾。神像形貌诡异，颇具气势，左右两边是手捧瓶炉法器的天女神人。第三段即《释迎牟尼降生图》，内容是印度净饭王的儿子出生的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释迎牟尼降生时，他的父亲抱着他到寺庙朝谒见自在天神的情景。

20世纪初，日本人山本悌二郎在中国闽浙京鲁一带搜购书画时，得到一幅《送子天王图》，并携回日本，藏于自家澄怀堂，后归大阪市立美术馆。对于这件《送子天王图》杨仁恺先生曾说，“单从图版观之，认为虽非真迹，至少时代当相去不远。近日在大阪美术馆亲眼见到，无论从笔法气韵诸方面观之时代比原先想象晚很多”。杨先生此一较感性的说法，也是今日多数学者对这幅画的感觉。

那么，阿部房次郎是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些唐宋元赫赫名迹？

阿部房次郎生于1868年2月，为彦根（日本滋贺县）武士辻兼三的长子。就在阿部出生的那年秋天，日本下达了改元诏书，持续近270年的江户时代（1603—1868）落幕、转入明治时代（1868—1912）——明治维新。虽说其本家世代为武士门第，面对时局，父亲辻兼三考虑到孩子的将来，打算把孩子培养成商人，于是将年幼的阿部房次郎送往近江商人山中家当学徒。28岁时以养子名义与近江商业巨子阿部市太郎的长女结婚，改姓阿部。阿部房次郎凭借其卓越的经营能力，将其企业经营扩大到南洋，中国，印度等地。尤其是一战爆发时，大量承包欧洲各国军需布匹，获得暴利，阿部一跃成为大资本家。并在战后大量向上海倾销棉布，大办纺织厂。至1930年成为独占日本纺锭总数55%的大托拉斯，后任日本纺织协会会长，其后历任关西财经界要职。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过世，享年70岁。他生前因作为实业家而闻名，然而如今，令他举世闻名的却是与其事业同时建立起来的中国书画收藏。 

那时，阿部房次郎为了拓展公司产品销路，经常走访朝鲜和中国各地，因而接触到中国绘画，为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打动，自此他开始关注起中国的书画和玉器、铜器类等艺术品，最早开始收藏的时间大致在辛亥革命以后。他收藏中国书画不单是热爱，在《爽籁馆欣赏第一辑》的序文中阿部房次郎明确阐述了收藏之目的：

“导正偏重物质主义、轻视精神文明的风潮，实有其必要性。希望借由艺术调和人心，培养优雅风气。相较于欧美，日本设立美术馆机构的起步时间较晚。东亚古美术中，又以中国美术的成就最高。这样的中国美术品在兵乱中散佚毁坏，着实令人难以忍受。”

梳理阿部房次郎的中国书画收藏，细心的你会其藏品主要来源有以下三部分——完颜景贤旧藏、石渠宝笈著录（清宫旧藏）和阿部在日本获得的藏品（主要是同好间交换或购藏）。

自右起分别为内藤湖南、富冈铁斋、罗振玉、犬养木堂、长尾雨山。罗振玉送别会，1919年

一位半途接触收藏的实业家，为何会拥有数量惊人的高品质书画收藏呢？收藏时机相当重要，阿部房次郎所处时代正好是中国书画流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高居翰曾写道：“中国绘画流传入日本主要有两次浪潮，分别是“古渡”（kowatari），主要发生在十二至十四世纪间……早期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浪潮发生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这一浪潮的根本推动力其实来自于当时中日学者之间成效卓著的交流……在日本，对这些新的历史论著以及对此前所有相关知识的讲演、期刊的学习理解，使得财力雄厚的日本藏家开始认识到，原来自己的中国画藏品存在着巨大的空白：那些被中国鉴藏家真正奉为圭臬的作品，即所谓的南宗文人或士人画，还有被尊为南宗文人画鼻祖的宋元大家之作——所有都不在古渡时期的“宋元画”之中。日本藏家日益发觉，必须入手收藏这些中国画。而启蒙、教化这些藏家，并把此类中国画输入日本销售的双重任务，是由活跃于京都的学者、画商圈子完成的，其中最著名的有中国学者兼画商罗振玉（1866-1940），日本画商原田悟郎（1893-1980）和日本中国史专家内藤湖南（1866-1934）等人。”阿部藏品的建立亦离不开这个圈子，许多重要的收藏大多来自原田悟郎，而内藤湖南则负责鉴定。

大阪的博文堂是原田悟郎的祖父梅逸创办，最开始出版医学、法律、经济、小说和教科书，与当时的民权运动人士犬养毅、尾崎雄行、河野广中等交情甚深，并且还经常提供资金赞助，也因此受到政府和警察的严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后来大多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给博文堂的经营和发展都带来了金钱难以估算的极大益处。原田悟郎父亲接手博文堂后依旧支持这些民主人士，但为避免警察的骚扰，转向珂罗版印刷中国、日本古书画图书，博文堂出品的美术类图书则是当年印刷质量的标杆，而涉足中国古书画和文物生意纯属偶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伴随着王朝帝制的动摇和崩溃，失去了经济支柱的晚清权贵们把家藏书画成箱寄到日本售卖，有“中国通”之称的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政坛高官犬养毅，因为和博文堂老板原田悟郎的祖父、父亲有交往，推荐他做代售书画生意。原田父子对这些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书画，根本就分辨不出真伪优劣，最后只有靠自己的“第六感觉”。但好在这些书画中都是精良之作。所以，原田就不断向犬养毅（木堂）、内藤虎（湖南）、长尾甲（雨山）、罗振玉（雪堂）等人请教学习，时间一长，眼力也逐渐锻炼了出来，遂萌发去中国大陆收货的想法。凭借家族多年来积累的政商人脉，原田初次到中国就有幸拜见到了陈宝琛、傅增湘、宝熙、阚铎、郭葆昌等大鉴藏家。他初次拜见陈宝琛时，即请教此道入门“密技”。陈氏说了句令他终身难忘的话：“画不是拿来看的，要读。书法是看的，不是拿来读的。”同时在犬养毅的帮助下免去了中国书画进入日本的关税，另一方面内藤湖南“东洋的东西要留在东洋”的观念不仅深深的影响了阿部，并促使他在辛亥革命后大量购藏曾藏于清宫和官宦巨族的珍贵中国文物，也引导了阿部终其一生坚持这一事业。

“我所出示的文物，在性质上与阿部先生向来收藏的东西有很大的不同，故而他对此深感兴趣，突然间便开始将它们收集在一起。这点说不定是受了内藤先生的影响吧！内藤先生曾表示，中国在那样的状态下，贵重文物接二连三流出海外，我们得设法将它们保存在同属东亚文化圈，并且从很久以前就有着深厚关系的日本才是。

阿部先生因为这样而开始从事收藏以后，可就变得非常热衷了，不仅分别向内藤与长尾先生商量讨教，又以‘如果不调查印章是不行的’为由，通过我和前述两位先生，一面拍摄文物的原尺寸照片，一面又将之放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原田悟郎

在这般由商人、学者、藏家构成的书画交易模式下，诸多重量级作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关西地区。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阿部房次郎所购北京清末至民初书画收藏大家完颜景贤藏品，总共8件：（传）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卷》、宋李成王晓合作《读碑图轴》、宋燕文贵《溪山风雨图卷》、宋李公麟《临卢鸿草堂十志图卷》、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宋龚开《俊骨图卷》和元赵孟頫《真书三门记卷》。还有部分完颜景贤藏品被冈仓天心买走，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完颜景贤，字享父，一字任斋，号朴孙，别号小如庵，满洲镶黄旗，户部员外郎华毓之子。他生于贵族之家，家学渊博，历代以藏书为乐，其先祖完颜麟庆亦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麟庆之母恽珠乃是常州恽寿平一族的后裔。这些先天优势造就了完颜景贤优秀的知识背景和雄厚的财力，再加上他后天掌握的鉴藏知识，在完颜景贤的世界中，金石书画、古籍善本等古物，成为了最让其心仪的瑰宝。他是端方鉴定书画的两大法眼之一，并在端方逝世后继承了其旧藏，就连家藏丰富的张伯驹也曾盛赞完颜景贤为“清末民初北京书画收藏家之首”。

阿部1910 年在北京拜访端方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日本社会就有的喜好的中国文物与中国正统审美习惯相去甚远。随后的1917 年，华北地区发生特大洪灾，当时众多名士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京师书画展览会”赈灾义卖，完颜景贤也参与其中，并拿出了精品收藏，也正是那次展览让完颜景贤登上“清末民初北京书画收藏家之首”，展品也让内藤湖南印象深刻。 1929 年，内藤湖南为《爽籁馆欣赏》作序，记录了阿部购得完颜景贤所藏珍品的过程：

“大正丁巳冬，余游燕。是岁，直隶大水，黄鹤以北连数十州县民居荡然，几绝烟火。燕之缙绅，为开书画展览会者七日，以其售入场票所赢，助赈灾民，各倾夹衍，出示珍奇，盖收储之家廿有九氏，法书宝绘四百余件，洵为艺林巨观，先是所未有也。余因获饱观名迹，而尤服完颜朴孙都护之富精品。今十余年尔，朴孙所藏北宋以前之迹，流入我邦三分之二，而其入我邦之半，则又归于阿部君爽籁馆矣。其最旧最精之迹，有若王维《伏生授经图》，已录于《宣和画谱》，复藏于绍兴馆阁；有若梁令瓒《五星廿八宿神形图》，画笔逼魏晋之高，转法摩阳冰之垒；有若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道君攸鬼，夏编犹收，世传青丘，此为白眉。燕文贵之写溪山风雨，细析毫毛；李公麟之临庐鸿草堂，流露灏气；宫素然之画明妃出塞，称为孤本，此其大略也。”

那么，这些国宝级藏品是什么时候流失的呢？这就要说到大村西崖，他与陈师曾关系密切。

大村西崖1921年底访华期间先后在北京拜访二三十位收藏家，拍摄了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图卷》等名画。而当时《五星二十八宿图卷》还藏于完颜景贤家。因为1922年，完颜景贤有两封写给大村西崖的书信被保存了下来，一封写于1月12日。

大村归堂先生阁下：

燕京话别，时切驰思。粟原康堂兄北返，接读手教敬悉。为鄙事分神，介绍贵友，心感之至。然仆之用款，已向他处，另行设法，并不急需。及与康堂所商，相换数目彼此相差甚多，一时难以成议。康堂之意，又欲将仆藏之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图》、《卢鸿草堂十志图》、燕文贵《溪山风雨图》三卷，作为抵押，较相换省款，彼此均有伸缩地步。仆意三卷乃美术中大宝，不忍轻易出手，惟念系同文同道之友，可暂抵押现洋七万元，一年为满，限内随便收赎。此层办法不知有当尊意否？余事请询康堂便知一切矣。

此复！

顺颂

大村先生道祺！

景贤　顿首拜启

严寒诸维珍摄

归堂先生惠鉴：

兹敬托者，鄙人现因欲购王府园亭为别墅养静之所，一时不易筹得现款齐整，拟将龙瞑草堂向贵国正金分行押借五六万元，期限随便，惟利息务望从廉。不知阁下肯介绍保证否？若能玉成其事，愿将钱维城画册为寿作酬谢之品。此佈。

专颂

日祺！

景贤　拜上

从上述两封信可以得知，完颜景贤当时经济状况很差，可能抵押的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图》、《卢鸿草堂十志图》、燕文贵《溪山风雨图》三卷，无力赎回，就此流向日本，后被阿部房次郎收藏。

除了精彩的完颜景贤旧藏，阿部房次郎收藏的中国书画当中亦有不少为《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传）易元吉《聚猿图》、佚名宋代《散牧图》、郑思肖《兰图卷》、王渊《竹雀图》、唐寅《一枝春图》、蒋廷锡《藤花山雀图》、金廷标《春元瑞兆图》；且易元吉《聚猿图》卷、宋人《散牧图》卷、郑思肖《墨兰图》卷三件作品，还附有乾隆时期的包袱（郑思肖作品尚附有用以固定卷轴的别子）。 

易元吉，《聚猿图》卷局部，北宋，绢本水墨，40×141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据说易元吉《聚猿图》和宋人的作品为清宗室溥儒（1896—1963）旧藏，而郑思肖的作品则是由末代皇帝溥仪之亲信陈宝琛（1848—1935）的外甥刘骧业带到了日本。郑思肖是著名的南宋遗民，以画“无根兰”自况，昭示亡国之痛。由溥仪带到天津的这幅画，是怎样进人阿部“爽籁馆”藏品的呢？原田悟郎回忆道：“这件是刘骧业先生拿过来的。刘骧业是宣统帝的帝师陈宝琛先生的外甥。。。。刘先生年轻，到日本来过好几回，其间把日语说好了。可他记的都是狎妓的话，在那上面花了很多钱。钱不够了，就到我这里来，说这个就放在这里作抵押，下回还有这件、那件拿过来。然后就弄一笔钱让他带走。。。。。这幅《兰》也是刘先生说急着用钱才放在这里的东西。”

另外，参考溥仪《我的前半生 附十年日记》中之回忆：

我过去曾一度认为师傅们书生气太多，特别是陈宝琛的书生气后来多得使我不耐烦。其实，认真地说来，师傅们有许多举动，并不像是书生干的。书生往往不懂商贾之利，但是师傅们却不然。他们都很懂行，而且也很会沽名钓誉。现在有几张赏单叫我回忆起一些事情。这是[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记录

赏陈宝琛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

还有一张[宣统九年三月初十日]记的单。。。。。这类事情当时是很不少的，加起来的数量远远要超过这几张纸上的记载。我当时并不懂字画的好坏，赏赐的品目都是这些内行专家们自己提出来的。至于不经赏赐，借而不还的那就更难说了。

唐寅，《一枝春图》轴，明正德四年（1509），纸本水墨，120.9×28.4 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溥仪身边的随从趁他对书画的不了解，让其赏赐或者借而不还，倒手起清宫旧藏来满足个人私欲，致使一些国宝流入日本市场。

石涛，《东坡时序诗意图》册（全十二开），第十二开，清，纸本浅设色，26.8×38.6 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高凤翰，《花卉图》册（全十开），第一开，清，纸本水墨浅设色，28.2×42.4 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另外，还有部分藏品来自日本同好间的购藏，也包括一些中国收藏为躲避战乱来到日本。比如展出的（传）倪瓒《溪亭秋色图》轴、石涛《东坡时序诗意图》册、恽寿平《花卉图》册、高凤翰《花卉图》册，均为小万柳堂（廉泉、吴芝瑛夫妇）之旧藏，虽全为小品，仍相当引人注目。廉泉（1863—1932）与日本文化人往来密切，曾携带自身庞大之收藏赴日，于举办展览会之同时，似乎也从事贩卖活动。

可资留意的是，赴日时携带大量文物却迫于生计而多所出售的罗振玉，其旧藏品较多见于其他关西收藏家之手，只有极少数纳入阿部收藏中，此或与阿部房次郎在收藏方向和时间点上的转变有关。罗振玉旧藏（传）黄公望《江山幽兴图》卷亦为展品之一，其上附有罗振玉亲自挥毫的引首题字和签款 “大痴老人江山幽兴图卷。平生所见痴翁真迹第一。上虞罗振玉题于东山寓舍”，由此可知题字乃书于日本京都。

罗振玉题黄公望《江山幽兴图》卷，纸本水墨，27.3×111.7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另外，文嘉《琵琶行图》轴、董其昌《盘谷序书画合璧》卷等明代精品，为东京山本悌二郎之旧藏，其作品似乎也在收藏家同好间转手流通。

款《观瀑图》，《名贤宝绘》册之七，南宋，绢本水墨浅设色，23.2×23.4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还有与阿部房次郎同于棉纺织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武居绫藏旧藏——《观瀑图》页、《幽居湖畔图》页等多件南宋小品的《名贤宝绘》册及赵孟頫《墨竹图》轴等。其中，赵孟頫《墨竹图》轴乃购于武居绫藏过世后，只因其家属有意脱手，而阿部房次郎以该作系属旧友遗物，无论如何也要将其买下。附带一提的是，据说当阿部房次郎宅邸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遭崩塌的砂土侵袭时，唯有这件作品被冲走，然其数日后却奇迹似的被人发现，且丝毫无损。

其他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