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师资记》是中国内地久已失传的佛教史书，其内容仅存留于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写本中，后被斯坦因与伯希和分别劫掠至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立图书馆。1926年秋，胡适赴欧洲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之际，在巴黎和伦敦阅读敦煌卷子时，首次发现《楞伽师资记》唐代写本，颇感其内容罕见，史料珍稀，于是自费将其全部影印带归国内，以备研究。

事实上，胡适发现的《楞伽师资记》唐代写本共有三种，都不是全本，或多或少都有残缺。此三本中，大英博物馆的S.2045与S.4272首尾俱残，巴黎国立图书馆的P.3436首残尾全；三本相加，除首部序文略残外，基本可复原全书面貌。但胡适归国后，忙于文教事业与社交活动，并无精力与时间将上述三种写本加以校勘整理。匆匆五年过去，胡适这一重大学术发现还只停留在他的日记与论文中，始终未能有一部《楞伽师资记》校印本面市。直到1931年，一位朝鲜学者登门访求胡适的影印本，该书的校印出版计划方才开始推进。

这位朝鲜学者名叫金九经（1900—1950），原在朝鲜汉城帝国大学任教，于1924年来到中国北京，曾入住“未名社”。1925年至1928年间，他又在北京大学任讲师，讲授日文和朝文，这期间还曾与鲁迅有过交往。但殊不知，金九经还曾在日本京都的大谷大学就读，曾是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的弟子，一直倾心于佛学及佛教史研究。他之所以能登门访求胡适的《楞伽师资记》影印本，很大程度上与其师铃木大拙与胡适在学术的交流共鸣有关。

原来，1930年铃木大拙用英文写成《楞伽经研究》一书，在英国伦敦出版。不久，他即将此书从日本京都寄赠北平的弟子金九经。金又将此书赠予胡适，“请其批评，私意欲期中日学者之互相沟通也。”胡适读罢此书后，于1931年1月2日复信致金，称“铃木先生的楞伽研究，已读了一部分。他的工作是很可佩服的。有一部分的见解，他和我很相同”，但同时又称“有些地方，我不能完全同意”。胡适认为，铃木大拙未看过《楞伽师资记》唐代写本，得出的学术观点还不够全面。同时，胡适也表达了他作为后辈学者的谦虚。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铃木大拙向胡适推荐金九经校印《楞伽师资记》，以便中日两国学者在学术研讨领域有一部可供参考的“定本”。

1931年10月末，铃木大拙在《大谷学报》第十二卷第三号发表《楞伽师资记及其内容概观》一文，为正在校印、即将出版的《楞伽师资记》大为赞叹。文中写道：“《师资记》原本，一部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一部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如此，承两人好意，珍贵的禅宗史从此可供一般读者阅览了，学界可称庆举。现在，笔者入手的尚非全书，有待胡适亲撰序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铃木大拙提到的《鸣沙余韵》一书，系日本学者矢吹庆辉（1879—1939）编印。矢吹庆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搜集之数千件敦煌出土古写本中，摘选有关佛教的古逸经典100余件，编为正篇；另将若干稀世墨宝及其他写本卷子40余件，编为篇外，于1930年印成该书。但该书所收录的《楞伽师资记》没有“巴黎本”，因而也并不完整。所以铃木大拙对在北平即将印成的《楞伽师资记》校印本满心期待，颇感欣喜。

1931年11月15日夜，胡适为《楞伽师资记》校印本撰写的序言终于完稿，开篇即提到金九经借去影印本校印，又让他再校勘与写序的整个过程。原文如此：“民国十五年九月八日，我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读了楞伽师资记，当时我就承认这是一篇重要的史料。不久我回到伦敦，又在大英博物馆读了一种别本。这两种本子，我都托人影印带回来了。五年以来，我时时想整理这书付印，始终不曾如愿。今年朝鲜金九经先生借了我的巴黎、伦敦两种写本，校写为定本，用活字印行。印成之后，金先生请我校勘了一遍，他又要我写一篇序。我感谢金先生能做我所久想做的工作，就不敢辞谢他作序的请求了。”看来，金九经在“事变方殷”的情形之下，“特事特办”，采取了先将正文校印出来，分头送至铃木大拙与胡适两处，让他们再校勘一遍之后，方才最终排定正文，再等胡适序言一到，即可付印了。

虽然胡适的撰序终于完稿，但“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因局势所迫，在北平校印《楞伽师资记》之事仍不得不中止。直到1933年，金九经主持的以校印古本佛教史料为主的“姜园丛书”陆续面市，该丛书中的《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终于在沈阳得以印成。在此之后，《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成为东亚学界在研讨佛教史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定本”，这一版本通称为“姜园丛书本”。

上述这些史实，后来被日本学者柳田圣山写入了《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一文中，该文被编入《胡适禅学案》一书，于1975年在日本公开出版之后，渐为东亚学界所熟知。《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乃中日朝三国学者共同促成之成就，也渐成共识。

在《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印成之前，就在1931年底，金九经还曾在北平试印过少量《楞伽师资记》特印本；因该书版心处印有“待曙堂”字样，故此版可称为“待曙堂本”。该书为16开大本白纸线装，用仿宋铅活字精印；封面题笺者为沈尹默，扉页题笺者为太虚大师；正文之前有太虚大师序与胡适序两篇。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界泰斗，新佛教运动的巨擘、民国以来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的这篇序言，尚未见后世研究者披露过，也是“待曙堂本”与“姜园丛书本”在内容上的重要差异之一。太虚大师序言如下：

“比年佛书之备，迈越前代。不惟东流之故籍西返，原典之参验殊译。在在恢彉旧闻，而敦煌石室所蕴者之发见，亦增中外学者不少钻研之趣。楞伽师资记，则其中之一也。写本有二，一藏巴黎，二存伦敦。担雪行者金君九经，通种种语言文字，而意乐禅宗，得兹记。以其足资禅源之探究，乃精校刊行，并索予为序之。按宗门向传达摩授慧可楞伽四卷以印心，又传达磨有二入四行之说。此记皆言之历历，惟天宝后禅风寖盛，大抵为道信下牛头融一流与黄梅下曹溪能一流，遂行五祖后改授般若之说。据实此宗重行证不崇经教，楞伽般若，皆一时方便。此记以宗楞伽故，推四卷楞伽译者为初祖，降达摩为第二，而自居于玄赜下，要亦为禅宗各派中一支流之说。虽未可准以论断禅史，然藉以推知开无以前之禅宗内，犹有宗楞伽之一派，则不无足多也。记中载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四师之所说，征引经论，发挥义理，且兼修念佛三昧，颇异后代禅风。故此书之出，当为禅宗一重大公案焉。”

此外，“待曙堂本”在版权页上明确标示校印时间为“民国二十年九月”，比胡适序言完稿时间尚早两个月，也从侧面印证金九经先印古本正文、再等胡适序言的“特事特办”这一史实。而书后还附有一大页折叠勘误表，可见当时印制过程之匆促，更可见校印者的严谨尽责。

总之，作为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朝三国学者鼎力促成的《楞伽师资记》校印本——无论是“待曙堂本”还是“姜园丛书本”，都堪为东亚学术史上一桩“公案”。该事件更可视为近代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特别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