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界别是政协组织的“细胞”，在政协组织乃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机体的有机更新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那么这些“细胞”的变化也反映出机体的茁壮成长。

在变革中发展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时，根据规定，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共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5大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政协界别组成也在不断变化。1954年，由于不再代行全国人大职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改由党派、团体、界别、特邀四个方面组成。即由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台盟、青年团、工会、农民、妇联、青联、合作社、工商联、文联、自然科学团体、社会科学团体、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和平友好团体、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少数民族、华侨、宗教界共28个单位和特别邀请人士组成。

改革开放以来，界别的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五届全国政协取消了1954年设立的带有浓厚计划经济印记的“合作社”界别，并考虑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增设“体育界”。随着台湾和港澳问题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六届全国政协增加“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和“港澳同胞”界别，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党中央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决心。1988年，七届全国政协在“科技界”之外增设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也反映了科技人才社会地位的提升。199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大江南北，“市场”“下海”“股票”成为社会热词，八届全国政协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顺势而为，设立了“经济界”。此后各届全国政协的界别总数一直维持在34个。

数量上增加的同时，界别名称也有所变更，内涵也随之更加丰富。“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于五届全国政协变更为“文学艺术界”，六届全国政协又变更为“文化艺术界”。“自然科学团体”和“社会科学团体”在五届全国政协变更为“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无党派民主人士”界曾于五届全国政协改称“无党派爱国人士”界，后又于六届全国政协改回原称谓，根据200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发的《关于加强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又将其改称“无党派人士”界别。“农村界”于六届全国政协变更为“农林界”，九届全国政协又变更为“农业界”，一字之变，大大丰富了其涵盖范围。“归国华侨界”于七届全国政协被“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取代，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归侨的关心和重视。“社会救济福利团体”“对外友好团体”在九届全国政协改称“社会福利界”和“对外友好界”，2003年十届全国政协将“社会福利界”又调整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内涵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泛。考虑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现实，九届全国政协将“香港同胞界”变更为“特邀香港人士界”，“澳门同胞界”变更为“特邀澳门人士界”。

在2004年十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首次写入了政协组织“设若干界别”的内容。从此“界别”作为政协的一个专用语被广泛使用，并成为政协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最新修订的政协章程规定，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共设34个界别：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文化艺术界、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经济界、农业界、教育界、体育界、新闻出版界、医药卫生界、对外友好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特邀香港人士、特邀澳门人士和特别邀请人士。

一种支持和鼓励

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尤其是近年来，多次就界别设置作出指示。

2006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并合理设置界别，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要通过界别渠道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增进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

2009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注重发挥人民政协界别优势，积极探索开展界别活动的新方法、新途径。

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界别协商作为政协四种主要协商形式之一予以突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路和办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这些文件、讲话，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科学设置政协界别、调动委员和各界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利用界别的优势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作用指明了方向，是加强政协界别制度建设的依据。

界别的调整，顺应着时代发展大潮，也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动，都会带来政协界别相应的数量或名称变动以及界别组成人员的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政协界别数量一直在增加，名称改变也是趋向扩大涵盖范围。

“1993年，我刚刚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八届一次全会上作了《私营企业有希望》的大会发言。”著名企业家、光彩事业发起人刘永好是第一批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民营企业家。“当时全国的民营经济加在一起规模还不足千亿元，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对发展民营经济不理解、有顾虑。如今，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做大做强，一批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回忆26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他认为，1993年全国政协设立经济界并把民营企业家纳入其中，对民营经济而言不仅是一种认可，更是一种支持和鼓励。

政协界别的变化，不仅有效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参与国家决策治理的能力，也让党和国家听到更多来自各方面的声音。

长期为推动改革“鼓与呼”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是首批经济界政协委员之一，他近期表示，“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因此，每一次界别调整，都会对其所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1978年，五届全国政协新设体育界，“中国参加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著名足球教练年维泗等一批体育工作者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女排五连冠”“奥运零突破”……中国体育健儿开始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体育，在改革开放之初，不仅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也改善了民族形象。可以说，体育界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界别设置反映我国统一战线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向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如香港知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曾先后在“港澳同胞”“香港同胞”“特邀香港人士”等界别担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这段履历不仅反映出政协界别设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反映出祖国大陆与香港的联系不断密切。

“两会第一篇”

界别工作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每年3月4日，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看望出席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并参加界别小组或联组讨论。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重要讲话都发表于参加界别讨论之时，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新型政党制度”等重要论断也源出于此。

科协、科技界———自主创新，少数民族界——民族团结，民革、台盟、台联——两岸一家亲，民建、工商联——“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知识分子，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新型政党制度，这些历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过的界别和“两会第一篇”中关键词的搭配，折射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也体现了党中央对界别工作的高度重视，每次都会在各界别政协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

如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会议结束，委员们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聚在一起交流起现场聆听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感受。

“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此次会议上，无党派人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委员与总书记进行了交流互动。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涵深刻、高瞻远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赋予了新时代的内涵，必将有利于凝聚起亿万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此外，界别在全国政协体系内依托各专门委员会发挥作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增设了“农业和农村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分别更名为“教科卫体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委会与界别的对应更加科学，这成为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调整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