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0多名政协委员和600余件提案——

三峡工程背后的政协力量

1988年，周培源率198位全国政协委员考察长江三峡，并就三峡工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峡大坝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1994年启动建设，1997年大江截流，2012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如今，三峡工程防洪库容达221.5亿立方米，是治理长江水患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它使长江中游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三峡电站总装机225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882亿千瓦时，至今累计发电已超过1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19亿吨，减排二氧化碳8.58亿吨。

三峡船闸年最大货运量达1.3亿吨，比建成前提高6倍以上，单位运输成本平均下降37%。

与此同时，三峡工程建设极大促进了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三峡水库393亿立方米库容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战略淡水资源库，具有强大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峡工程，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这是萦绕中国人心头几十年的大问题。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三峡工程。是改革开放推动了三峡工程建设。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治理长江和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袁国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三峡工程建设的亲历者，袁国林给记者讲述了关于三峡工程的那些往事。

论证

“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用英文发表的《实业计划》中，就提出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设想。建国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开展三峡工程研究。”袁国林介绍说。

但三峡工程的决策是一个无比艰辛的过程，一直到邓小平1980年7月考察了三峡库区、三峡坝址和葛洲坝工程之后，兴建三峡工程再次列入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对于三峡工程这一重大建设项目，不能不提的是来自全国政协的力量。

一组数据显示，自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以来，先后有34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提案达600余件。

在项目论证期间，委员们提出的关于三峡工程的提案有47件。有50多位委员直接参加了论证和审查工作，还有许多委员不辞辛劳，深入现场考察，积极建言。这些，都为三峡工程的科学论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资料显示，1985年3月25日至4月8日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167位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当年的五六月间，全国政协考察团，实地考察了三峡地区，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应做出快上与缓上两种方案的比较》的报告，列举了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七大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政协的意见和建议，作出了三项重要决策和部署:在1986年四五月间，由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率队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决定重新开展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同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可行性报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1986年6月19日，当时的水电部党组决定成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为加强对论证工作的指导，领导小组聘请了12位特邀顾问，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孙越崎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孙越崎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三峡工程专题组组长，会同有关方面专家就“长江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及三峡工程问题”多次实地调查，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长江综合治理的建议。

同年6月23日至24日，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根据各方面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决定建立14个专家组。在412位专家和顾问中，有全国政协委员20多人。他们以精湛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犀利而又准确地指出了原三峡工程方案的一些不足之处，有助于在重新论证中使三峡工程方案更加完善，有助于中央科学决策三峡工程。

正如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所指出的:“正是不同意见才促进了三峡工程论证的深入。提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是积极的、认真的，出于爱国热情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3年，数万人齐聚三峡工程坝址三斗坪，开始了三峡枢纽工程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程。

袁国林直到现在还记得他第一天到三峡工地的心情，“我从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个三峡。能建设三峡，那是巴不得的事。”他为此还写了一首名字叫《轨迹》的打油诗：一生追着江河走，酸甜苦辣没回头。轻车已过乐天溪，绝唱一曲在三斗。

建设

三峡工程的建设依然牵动着全国政协委员的心，来自全国政协的声音也从未间断。

来自重庆的韦云隆是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他做全国政协委员的10年间，每年都会提出多件提案，而其中又必有一件是关于立法保护三峡生态环境的。

早在1998年，韦云隆集多年对三峡工程的思考，就提交了一件关于立法保护三峡水资源的提案。之所以十年坚持不懈，在韦云隆看来，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库区生态环境高度关注，但是，保护力度还不够，保护措施还不够“强硬”。韦云隆认为，必须为三峡库区“量身”立法。

针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委员们又提出了大量操作性很强的意见和建议。

每年，都有一些委员特别是来自重庆、湖北的委员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内容包括库区生态环境建设、库区移民、库区经济发展等问题。

2004年，住渝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解决三峡库区“产业空虚化”问题的建议，引起了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立即着手编制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决定从2004年起从三峡建设基金中连续6年每年安排5亿元建立库区产业发展基金，用于扶持库区产业发展，解决移民就业问题。

“移民成，则库区兴；移民败，则库区乱。”袁国林表示，三峡建设中，移民和环境治理都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2006年10月14日，针对百万移民的安置问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在三峡库区率团调研时指出，要抓好“借助比较大的建设项目拉动地区经济发展，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一个平等、良好的竞争环境，提升经济发展的实力；减少并逐渐消除库区家庭零就业现象，把就业问题这一民生之本、库区稳定之本解决好；建立适合库区移民实际情况的合作医疗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库区移民因病致贫问题；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优势，把区位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做好水运文章”等六方面工作，切实采取措施解决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难点问题，以维护库区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促进库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运行

历时17年的工程建设，2008年三峡工程开始试验性蓄水，这也标志着三峡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

“三峡水质如何保证？”“地质灾害如何防范？”“百万移民如何稳得住、能致富？”……政协委员们的心依旧没有放下。

2008年9月和2009年7月，作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宗兴两次带队到重庆，分别就“三峡库区后续管理工作”、“建设和谐稳定的新库区”等课题进行了调研，还参与了“建设我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课题的调研，提出关于做好三峡库区后续工作的建议和关于在库区发展绿色产业的建议。

2009年5月，记者曾跟随由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率团的三峡库区调研团，对湖北、重庆两省(市)三峡水库水质状况、库区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移民安置等情况进行了调研。

李金华曾指出，要注意解决好三峡工程后续工作需解决的“水质、地质以及移民的生活质量”三大问题。认为这三大问题是做好三峡工程后续工作的关键。一定要本着目光长远、切合实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保证规划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要求考察团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一份高质量的报告，不仅为即将出台的后续工作规划提供建设性意见，而且为三峡库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库区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针对三峡地质灾害，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启兴说：“希望本着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精神，继续完善，尽快从源头解决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同时对库区的土地加强保护，严格控制减少，并搞好农作物规划，加强土地流转。”

“要对库区的范围、生态库容量进行考察，制定出库区总体发展规划。”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王少阶说。

“应该出台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在规划中应明确保护范围有多大，对适宜种什么，发展什么产业都要有明确要求。”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志峰说。

值得高兴的是，政协委员们的建议在不久后出台的三峡库区后续工作规划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铸就的三峡工程这一牵涉国脉国运的‘国之重器’，巨大而显著的综合效益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安澜、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中国由水电大国跃升为水电强国，实现了从‘跟跑者’到‘引领者’的跨越，‘三峡品牌’已享誉世界。”袁国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