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1月2日，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顾方舟先生去世了。在网上，顾方舟被纪念他的网友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作为一名病毒学家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院校长，顾方舟先生92年的生命里有42年在从事糖丸——即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正是因为顾方舟先生牵头将糖丸研制成功，才实现了我国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并长期维持无脊灰状态。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成长，因此顾方舟先生的逝世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纪念。为缅怀顾方舟先生，中国医学科学院于1月6日举办了追思会，来自相关国家部委、学会、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单位的代表，以及患者家属和部分媒体代表参加了缅怀会。作为缅怀会与会媒体代表，本刊特别推出纪念专题追思顾方舟先生。

1月6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举办的顾方舟追思会在东单三条9号召开。这里，也是顾方舟生前工作过的地方。

顾方舟究竟是谁？他是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院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病毒学家，也是深受无数中国人爱戴的“糖丸爷爷”。

“糖丸爷爷”的一生一事

4天前的1月2日，凌晨刮着大风。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顾方舟的心电图于3时35分变成了直线，享年92岁。

如果不是在医学界，很多人不熟悉甚至没听说过顾方舟的名字。但他牵头研制的小小糖丸，却成为无数人童年时的甜蜜回忆。

这枚糖丸，是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疫苗，用于预防小儿麻痹症。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数以亿计的中国儿童成为了糖丸的受益者。

而在顾方舟92年的生命里，有42年在跟脊灰病毒和脊灰疫苗打交道，直至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因此，顾方舟自己常说，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糖丸。

这“一事”，历经险阻。至今，仍有很多人对脊灰病毒流行心有余悸。

“那是在1955年，江苏南通首先爆发了大规模的脊灰疫情，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且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随后，疫情迅速蔓延到青岛、上海、南宁等地，一时间脊灰让全国谈之色变。因为，这种病毒感染可能引起轻重不等的瘫痪，最严重的是没办法自主呼吸，而且一旦得病就无法治愈。”追思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谈及这段过往，依然心情沉重。

临危受命。顾方舟开始进行脊灰病毒相关研究工作，并于1959年被卫生部派到苏联去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已经研制出了脊灰死疫苗，且两国合作研究出了活疫苗。

“两种疫苗相比较，死疫苗安全，但是低效且价格昂贵，1人份的成本相当于100份活疫苗的成本。而活疫苗虽然便宜高效，但是安全性存在疑问。活疫苗的另一作用是随粪便排出后，可以使减毒病毒存在于环境，人体接触后形成人群免疫屏障。根据我国当时的疫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顾方舟先生判断中国走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才现实可行，能够实现广泛接种和人群免疫，因而专门向卫生部写信建议。不久，卫生部采纳了顾先生的建议，成立了研究小组，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看来，顾方舟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个人“拥有相当的科学勇气和社会担当”。

“因为，选择活疫苗还有不确定风险。如果只是从个人安全和免责的角度来说，灭活疫苗显然是首要选择。而真正为国家、民族计，真正为整个人群和社会大众计，为国家现实情况计，才能做出顾方舟先生所作出的选择和决策。而后，在疫苗研制过程中，顾方舟以身试药，尤其是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给不满一岁的幼子试药，就更令后来者唏嘘感叹。”王辰表示。

糖丸是顾方舟先生的另一创举。最早成功生产的脊灰疫苗是液体的，服用不方便且需要冷藏保存。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冷链运输，这就限制了疫苗在中小城市、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推广。可是要消灭脊灰，就得在所有儿童中推广计划免疫。带着这样的问题，顾方舟和研究团队一起在1962年成功改进剂型，将脊灰疫苗做成一枚枚固体糖丸，一名儿童只需要服用一枚糖丸就可以达到免疫效果。

这种剂型的改进，是中国消灭脊灰之路的独特创举。自此之后，糖丸疫苗陪伴了几代中国人。

“小事”里的“大爱”

虽然顾方舟自言“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但在学生们的记忆中，除了研制脊灰疫苗这样承担历史使命的“大事”，顾方舟还做了很多与“大事”一脉相承的“小事”。

学生赵浩在追思会上讲述了关于顾方舟的一件“小事”。原来，在某次病理课考试后，顾方舟感觉自己答得不错，即便不能拿满分但也八九不离十。可结果卷子发下来只考了60多分，被任课老师教训了一顿。经过深刻反省，顾方舟意识到把课堂讲义背下来虽然可以轻松地应付考试，但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学习方法根本就不可能把功课学扎实，因而意味深长地提醒同学们别走他曾经不求甚解的弯路。

同样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的刘德培院士，也是顾方舟的学生。在1986年博士毕业时，刘德培同时申请了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留学以及国家“863”项目。当时，顾方舟曾两次告诉刘德培，这两件事情如果有一件能够落实，刘德培都将在医学界获得很好的发展。但未曾料想，刘德培的两项申请均获得了批准。

不过难题也接踵而至。当时这两个项目的主管部门认为两项目不能同时进行，让刘德培只能从中选择其一。时任院校长的顾方舟却认为，两个项目都是难得的机会，便组织专家讨论并最终拍板，让刘德培带着课题用国际合作的方式到国外去做。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期间，顾院长曾两次前来看望我，并指出我们在国际学习和交往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而在我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国内，顾院长还专门召集会议，要我向院校班子成员汇报了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学习和工作状况，并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落实了我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刘德培告诉记者，正是凭借着回国后的相关研究成果，1996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在5年之后从巴德年院士手中接过接力棒，掌管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10年。

承上启下发展北京协和医学院

顾方舟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院校长，是在1984年~1992年间。也是在此期间，“协和”的校名得以恢复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7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又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编者注）。

“但回望历史，顾方舟任校长的8年间，其实是协和医大发展史上相当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我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但国力尚不强盛，在医学和教育上的投入都还有限。而协和医大又是格外袖珍的学校，可获得、可用于学生的资源和资金，就更加捉襟见肘。”忆及在协和医大求学的岁月，84级8年制毕业生朱畴文的脑海里常常浮现的场景，是身为高级学者的顾校长微皱眉头，用略显低沉但不乏坚定的声音在讲话，有时这些讲话也有些无奈。

“实际上，顾校长是协和医大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人物，他既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学者的儒雅，也不乏新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学校发展面临着一些发展危机，但校长始终坚持保证我们的学习和实习质量。”朱畴文介绍。

8年制学生们完成本科教育就去出国留学，就是顾方舟任校长时面临的危机之一。

“其实学生们留学潮的出现，也是改革开放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影响，但社会舆论却因此将协和医大的本科教育比喻为‘出国预备队’，甚至很多声音建议停掉协和医大的本科教育，只录取研究生。但顾校长顶着巨大的压力，将协和医大的牌子维护了下来，也将8年制医学精英教育坚持了下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党委书记钱昌年看来，当时这样的坚持在现在看来更有意义。

因为，当年出国留学的同学不管后来有没有回到国内工作，大都通过各种方式回归，并加入到共建祖国医学事业的行列。比如，很多医学信息从国外传递进来，就主要是依靠这些留学的同学们。

“追忆和缅怀，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顾方舟老先生一生固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科学家的使命，用一生的奉献与探索谱写了一曲兼济天下、报效国家的人生战歌。现在，顾方舟先生不在了，但他以国家为重的爱国精神，他在追求科研成果的生命当中实现自身价值的行为，永远值得广大医学科技工作者学习。”正如曾益新院士所言，顾方舟先生离开了，但是他建造了一艘护佑中国人健康的生命方舟，这个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