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阮昕(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

■采访：樊丽萍(本报记者)

最近几年，上海市民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无论是优秀历史建筑，还是一些有年头的老房子，只要稍有动静，就会引来从专业人士到普罗大众的热烈讨论。

去年底，上海最早的现代摩天楼之一——原华东电力大楼迎来新业主后，对楼体外立面进行了涂刷。不料，这一涂刷行为很快引发争议。其中一大焦点问题是，涂刷的楼体颜色和周边颜色不协调，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此举是一种破坏。

老建筑保护，“守旧”与“更新”之间的平衡点该如何拿捏？为何一些以保护为初衷的修缮行为，有时却会弄巧成拙进而造成破坏？对此，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建筑环境学院原副院长阮昕教授日前就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文汇报：我们留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的老房子经过整体修缮，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外行人看着不错，内行人却意见很大。您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阮昕：市民对老房子保护意识增强，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对于某些历史建筑和老房子的保护行为，之所以会出现争议，主要是我们在建筑保护基本理念上还留有一些“盲区”。或者说，大家的认识程度还不太一样。

回国任教之前，我曾在澳大利亚高等院校工作多年。在与国内同行交流时，我听说了一个词汇，叫做“面子工程”。想必一些业界争议，多少跟这个词语有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房子建造年代久远了、看上去旧了，需要整体翻新一下，而涂刷外立面就是一种最简单的翻新手段。其实，建筑和人一样，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面貌。年轻人外表光鲜靓丽，固然值得欣赏，而随着一个人成年之后慢慢老去，岁月的痕迹也会展现出不同的光彩、散发出不同的味道。同样的，建筑也会接受时间的洗礼，优雅地老去，越老越有味道。

在重物而追求其纪念性的印欧文化中，对建筑这种“优雅地老去”的审美趣味几乎已经是社会的主流，而在我们国内，客观地说，这种观念正在形成之中。虽然中国文化总体而言是“重文轻物”的，但我们历来崇尚尊老敬老，对于老房子，也应该有这份心意，要多多善待它们。

文汇报：据您观察，我们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阮昕：有时候，一些文物管理机构为了保持历史建筑的整洁，会定期用高压水枪冲洗建筑的外立面。还有的时候，施工单位在修缮过程中，会使用砖粉等涂料，把一些老建筑裸露在外、因风化等原因而受损的砖块悉数修补完整，不仅砖头修补得整整齐齐，连砖块之间的缝隙也都勾勒得整齐分明。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简单翻新的修缮行为，会遭到业内人士的批评。因为过度修缮会大大降低甚至抹平老建筑所蕴含的时间感，即岁月的痕迹。

其实，无论是陈年灰尘在楼体外表的积淀，还是因自然侵蚀风化而造成的建筑外立面破损，这些看似老旧的细节不仅不妨碍建筑的美感，反而因为时间的痕迹、岁月的沧桑，加深了老建筑的线条、阴影和厚重感，这些都是历史建筑审美的重要部分。很多古典建筑的设计者，在其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岁月流逝和外部环境对建筑外观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据此对其外形和材质做了精心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建筑可以“优雅地老去”，因为其中包含着建筑师最初的匠心。

对历史建筑进行整体修缮，绝不能以保护的名义，把珍贵的岁月痕迹给抹去了。比如，有些施工单位会把涂料直接喷洒在老建筑的外立面，这些材料涂上去之后就无法清除，原先的外立面很难再恢复，这种涂刷行为最终会变成一种不可修复的破坏。深化城市有机更新，整治环境和保护老房子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工作。美化城市环境是必要的，而老房子是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在保护理念和手法上，我们应更多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和相互借鉴中汲取经验和灵感。

文汇报：此次提交审议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专门提到了历史风貌保护与活化利用之间的关系。对此，您怎么看？

阮昕：包括历史建筑在内，历史风貌保护很容易把老建筑当作“标本”供起来，这样它就“死”了，无法继续“优雅地活着”了。

我最近考察了上海周边省份的一个村落。那个村子比较完整地保留着清代建筑的风貌，一些专家在实地考证后认为，该村落建筑有必要进行整体保护。实地调研时，我们发现，村里大部分是留守老人，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举措，苦苦地维持着这批清代建筑的原貌，但因为没有顶层设计，所以无法对当地文化、产业、生态等进行很好的规划和协调。缺少活化的产业，村子就无法留住人，也无法让当地居民与建筑保持有机互动。

此次，上海在出台法规保护历史风貌方面，突出活化利用理念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在保护的基础上，优秀历史建筑应展现出使用功能的多样性，通过有节制且具有艺术性的“加持”，让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和文脉“优雅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