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多长时间才能将一例对科研不端的投诉查清楚？历来没有统一的标准。

贝尔实验室发生的舍恩（JanHendrik Schn）“伪造篡改数据案”，从2001年10月同行质疑到2002年9月调查组公布报告，约为11个月。黄禹锡“胚胎干细胞造假案”，从2004年5月《自然》杂志披露到2006年1月首尔大学公布调查结果，约为20个月。拉式·塔拉亚克汉（Rusy Taleyarkhan）“气泡核聚变案”，从《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的2002年3月到联合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开的2007年6月，更是长达5年又4个月之久。

而笔者所了解到的学术不端投诉，由受理到转办再到收到调查报告，平均需要花6个月至12个月不等的时间。

学术调查真的需要这么久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时候还真的需要。

从受理举报开始，到组建调查组、初步核查、正式调查、补充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委员会审批、公布结果、处理申诉等，一个正常的调查程序本身就异常繁琐。更不用说有些举报中还要对原始记录进行核实，有的还需要委托第三方还原或重复实验，有的时间跨度过大，当事人已经各奔东西。

相较于投诉人的言之凿凿，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指控内容确需时间核实，在调查期间也许还会受到各种形式的干扰，需要多次反复才能拿到所需要的证据……但对于一些明显失当的行为，以及舆论强烈关注的事件，调查时间的延宕无疑会进一步造成困扰。在此，笔者建议此类调查不妨试用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是指处理一类涉及线索具体、可立查立改的投诉所采用的调查手段。大部分的学术不端举报似可适用简易程序。引起舆论关注的学术不端事件也可采用此程序。

一般由机构的科研诚信专员邀请学术委员会成员，或被投诉举报人所在团队的负责人，以谈话了解的方式，同被投诉举报人见面，听取其就投诉内容的解释。

这个阶段又可称为自证清白阶段。即由被投诉者拿出科研路径、原始数据、有关佐证，对投诉内容进行说明。如有必要，可继续对其他团队人员进行谈话了解更多证据。

上述过程不同于纪律监督中常见的“背对背调查”，主要是基于科研活动的可再现性。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例如反对者质疑这种做法让被投诉者获得了有利的信息等。

通过简易程序得出调查结论，最大限度保留了学术调查的原汁原味。实施简易程序的目的是快速了解投诉举报的问题是否存在，判断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以及被投诉举报人对该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谈话了解结束后，由专家提交书面意见，判断事实真相并给出是否进行下一步正式调查或终止调查的建议。如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则在履行报批手续后予以结案。而被投诉举报人应珍惜这类简易程序的机会，主动提供事实证据，方便专家进行专业判断。如果不能提供相应直接证据，也要尽可能提供相关旁证。如果通过简易程序能查明事实，进而及时终止调查，也可以最大限度节省行政资源，使学术调查机构快速有效处理相关学术投诉。

以2018年初的北航陈小武案为例，自1月1日网络舆情发酵至1月14日其“长江学者”称号被撤销，只用了短短的两周时间。

2018年底南大梁莹案，自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404论文”始，至12月12日被取消导师资格，调离教研岗位并被撤销“青年长江学者”称号，历时不足两月。

2018年11月26日媒体报道“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后，国家卫健委即介入调查，27日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发声反对，29日中国科协取消贺建奎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参评资格，至2019年1月21日调查结束，历时也不足两月。

简易程序也可用来处理申报科技奖励、荣誉时的署名排序问题。

工作实践中常有对单位集体成果的报奖排名提出异议的投诉。一般而言，此类举报中举报者对科研成果本身不持异议，但对获奖者排序持有异议。包括国家奖励、省市的奖励办法在内，均将此类投诉称为“异议”，以示与不端的区别。对异议的处理，由推荐单位协商处理；涉及跨部门的异议，由设奖单位协调处理。

据笔者了解，此类投诉多数仍属于学术评议范畴，也就是评议尚未结束、不端未成事实，因而不能笼统归于科研不端之列。由于时间限制，此类投诉不适宜启动旷日持久的调查。

而“面对面”谈话、协商、达成一致，正是学术评议的必要步骤。通过学术评议后的集体成果，经本单位的行政决策机构审议后，提交评奖单位参选，当属于法人治理的应有之义。

笔者认为，试用简易程序，也许是推动学术调查、化解学术监督难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