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来，一系列帮助民营企业纾困的金融政策相继推出。这些政策在缓解民营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流动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发展信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为民企纾困也面临着多重考验。

围绕民企纾困话题，过去一段时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进行了大量调研。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改进方式，精准纾困。

在肖钢看来，当前民企纾困中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

第一，缺乏纾困的规则和标准。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纾困模式，成为纾困标的选择的难点。如何具体落实“帮困不帮劣”，做到精准纾困，还需要做大量细致工作。个别民企大股东前期滥用股权质押套取资金、利用纾困为其背离主业的行为“解套”，引发了舆论谴责。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前提下，国有资本参与民企纾困后以何种方式参与公司治理、何种方式分红、何时退出，都缺乏规则和标准，不利于纾困工作开展。

第二，纾困行动“雷声大、雨点小”，资金落地情况并不理想。从实际情况看，纾困基金计划规模大，而实际募资仅占到募资计划的20%-50%。由于地方财政出资有限，大部分资金需要从市场募集。而社会融资环境偏紧，股市持续低迷，资金避险情绪上升，进一步加大了纾困基金的募资难度。“更重要的是，大多数陷入股权质押困境、面临流动性危机的民营企业，本身就存在盈利能力低、商誉减值风险大、股票价格被操纵、大股东减持等问题。这些企业很难满足市场资金对投资项目盈利性、流动性等方面的要求。”肖钢这样说。

第三，民营企业流动性危机和信用危机没有解除。去年11月以来，各方共同发力纾困民企，民企股权质押风险部分缓解，市场信心有所恢复，但民营企业流动性危机和信用危机并未解除。一是A股市场仍然存在下行风险，部分企业暂时缓解的股权质押风险可能会再次暴露，已经投入的纾困基金也可能陷入困境。二是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条件和环境有继续恶化的可能，如信用利差扩大、发债成本上升、期限缩短等。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及银行贷款三大融资渠道互相反馈循环，任何一种融资方式的恶化都会拖累其他融资方式。

第四，被纾困后的企业有可能再次陷入困境。一些民营企业在获得纾困资金救助后，资产负债表和股票市场表现逐步改善，但随即可能因为新的问题再次陷入困境。一是成为银行的重点抽贷对象。由于银行对其他更差的企业无法抽贷，出于业绩考核和风险管理的要求，只好对获得纾困救助后情况稍好的企业抽贷，或者提高原有贷款利率。二是部分民企接受国有企业的纾困资金后，由于所有制结构变化成为了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要求银行贷款支持却遭拒绝，难以享受民企支持政策。三是纾困后的企业面临较重的财务负担，目前纾困资金实际成本超过10%，以股权形式注入的纾困资金退出时所需费用也会转嫁给企业。

围绕上述问题，肖钢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应尽快制定、完善标准和规则，加强统筹协调。应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合理评估与区分上市公司的困境与大股东个人的困境，民企大股东失去控制权对上市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之后再统筹研究救助方案。对上市公司本身经营正常，但大股东陷入危机，且失去控制权后对上市公司后续经营形成重大不确定性的，可以予以优先救助。

纾困的难点，还在于区分企业是临时性困难还是存在实质性风险，是流动性短缺还是清偿性危机。肖钢认为，这需要总结各地纾困的实践经验，形成一套切实管用的筛选标准，不搞“一刀切”。

第二，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增强可持续性。纾困标的和项目，应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使用资金，坚持投资有回报，借贷要偿还。“如果我们要求银行既要努力消化、处置不良资产，又要控制新增不良资产，就要先解决银行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再往小了说，我认为不能再硬性要求贷款利率在基准利率下浮10%。同时，要支持银行挖掘民企的综合价值和长期价值，运用无还本续贷、债转股、债务重组、投贷联动等多种方式，实现纾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双赢’。”肖钢这样说。

第三，要健全金融服务民企的长效机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构建市场化、多元化、法制化的民企金融服务体系。从组织机构、经营理念、投融资体系、金融科技、监管政策、法制环境等方面形成一整套规范，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普惠金融体系和动产融资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民企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