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后，四川九寨沟、湖南武陵源等自然遗产陆续申报成功，但由于各地对于文化遗产申遗的认识不足，文化遗产没有更多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4年，随着布达拉宫，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4个文化遗产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掀起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高潮。目前，中国拥有世界遗产53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二。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时间跨度大、遗产类型多、价值内涵丰富，拥有古建筑、古遗址、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多种类型。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85年中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国家文物局积极支持并会同各地政府，在完善世界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推动世界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30多年来，我国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以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为核心的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被理解并广泛接受。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地逐步形成了注重遗产本体、周边环境和文化传统整体保护，尊重遗产地民众及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倡导以监测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和预防性保护的良性机制，实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围绕世界文化遗产开展的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在改善遗产保护状况和保存环境的同时，提高了居民生活品质，推动遗产地成为了生态保护、环境优美、人文独特的城市文化空间和社会发展的新亮点。同时，遗产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大提升了当地民众保护遗产的文化自觉，提高了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社会凝聚力、民众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入选世界遗产要经过严格程序，其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国际认可。在入选之后，接受国际相关组织以及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监督。再加上各项配套法规的颁布和施行，世界遗产在我国已经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认为。

然而，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并非尽善尽美，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遗产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作用等问题。贺云翱表示，某些遗产地拿到“世界遗产”金字招牌后，过度发展旅游，对于遗产地承载的文化内涵保护不够；有些遗产地的监测制度执行不力，对于出现的问题存在发现不及时、纠正乏力的问题；有些世界遗产地陈列水平低下，对世界遗产的阐释不足，如何发挥世界遗产的作用，进行知识传播和经典解读，有待进行全面深入的提升。

贺云翱建议，科学把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加强对世界遗产地的监测和预警，增强世界文化遗产展示阐释能力，进一步提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很多世界遗产需要博物馆的陈列展示，比如土遗址，要借助博物馆对其进行复原，让观众了解其凝结的文化内涵，明白其承载的世界性意义。”贺云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