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4月17日电 “诗书传家”是我国最有名的古训之一。然而，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强势来临，绵延几千年的阅读习惯被生生阻断，以至于不少孩子对最易读、最可读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有意无意的疏虞。

文学之所以易读，一是因为它的基因：来自口口相传的神话和朗朗上口的歌谣，二是因为它不像近亲——哲学、历史那么抽象和概括；之所以可读，除了上述原由，还因为文学是形象的、具体的、审美的和富有情感的、色彩斑斓的。提到情感和色彩，《诗经》不必说，《荷马史诗》也没有因为荷马是孤独盲人而使情感和色彩有任何的阙如。究其原因，生活是其一，想象是其二。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加上想象，也便使文学如虎添翼，可以游走、翱翔于形象的、具体的、审美的天空。举个例子，我们吟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温庭筠）等等，鲜有不思念故乡、不产生共鸣的。同样，我们读到《岳飞传》或《北宋杨家将》时，又怎能不热血沸腾、陡增家国情怀？当然，假如我们读到柯尔律治：“设若你梦见自己去了天堂，并从天使那里接过一支玫瑰；而你醒来之时，玫瑰就在手中”，又当如何？这样的问题自然会将我们引向西方神学、西方传统。

一

说到西方传统，我不由得想起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故事。在逃离纳粹德国、登上前往新大陆的邮轮时，曼忽然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如果将你送到一座荒岛，且只许你带一件物品，你会选择什么？而当时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诃德》。那是1938年的春天，《堂吉诃德》陪伴了曼的整个航程。最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3月29日：我梦见了堂吉诃德。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数日里和我促膝长谈……他和我一样谦恭友善，而且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热情。于是我想起了昨天的阅读：‘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了，我现在是好人、善人阿隆索·吉哈诺，在家受人尊敬，外出也人见人爱。’于是，无限的悲痛和怜悯、崇敬和思恋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有一种传统，它非常欧洲，那就是怀旧……然而，透过晨雾，眼前渐渐浮现出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那是一抹神奇的殖民地风景，耸立着一座高塔入云的伟大城市。”

据曼回忆，《堂吉诃德》是他童年接触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是的，一开始读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使孩子从小喜爱经典，然后渐成习惯。无论做什么，一旦成为习惯，也便成了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欢阅读，就必先让他们亲近文学，而且最好是文学经典。

事实是，曼一发而不可收，并终究激发、成就了他的天才。我唯一不敢苟同的是他关于怀旧的指涉。我以为怀旧同样非常中国，并且是人类共通的情状。尤其是在中国，怀旧与土地、乡情关联，盖因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农耕社会而繁衍至今；用故友柏杨先生的话说，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依恋故土矣。是啊，从隆古的谣曲到唐诗宋词，我们最美的篇章莫过于思乡怀旧之作。

我生于紧邻“三味书屋”的一片老宅，老宅中间有一座八角亭。囿于鲁迅的缘故，那老宅几易其主、几经改造，早已人转物非，没了过去的模样。加之从百草园至大禹陵，绍兴虽小，却出过无数名士骚客，其中既有铮铮铁骨，也不乏圆滑师爷。子曰“见贤思齐”，面对古来圣贤，我等难免自惭形秽。但好处也是明摆着的。作为绍兴人，从小耳濡目染，许多文人墨客的美丽传说无意间化作精神之氧，汇入血脉，真善美、假恶丑不厢杂厕。从勾践的卧薪尝胆到陆游与唐婉的千古情缘，再到王充、谢安、嵇康、谢道韫或王羲之、王阳明、徐渭、秋瑾、蔡元培，等等，可谓故事多多，难以尽述。

然而，我想说的是，读书犹如饮食，从小培养的味蕾其实会伴随人的一生。试想，我等自小吃泡饭、蔬菜，鲜有荤腥入口，长大后对西餐，尤其是奶酪之类的抗拒就非常顽固。留学期间，虽然嘴里不说，但我心里明白，童年味蕾的记忆使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洋人的奶酪了。呵呵，谁稀罕动他们的奶酪呢？！同样，孩时家国贫困，咱新鲜豆腐都吃不上，又怎会让它发酵变臭？！于是，目下遍地开花的臭豆腐我也从来不碰。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人之不同，犹如其面；即使性之相近，也还有习之相远、尚之相异。

由此及彼，我始终认为阅读的习惯也是从小养成的。而文学阅读无疑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佳门径。这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或可谓文学的最大好处之一）：集审美（趣味）和价值（德性）于一身。古今中外，鲜有孩子不喜欢听故事的。人们从听故事，到读故事，再到写故事和讲故事，这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因由之一。设若非要将人的心智分作情商和智商，那么文艺显然是人类情商的最高体现。2016年，适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旨在纪念伟大先贤、推动全民阅读。就参加的几场讲座而言，所见所闻着实令我唏嘘了好一阵子。首先，参加活动的听众或观众多为离退休老人和已晋父母的中年男女。归类并包，他们的问题几乎只有两个：怎么才能让孩子喜欢读书？孩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可见他们所来所往十分明确：为了孩子。

我当时趁势借用了塞万提斯的一句名言：读什么书，成什么人。大意如此。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认为没有比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更有效的了。除却前面提到的两大特性，它们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也是任何其他书籍所无法比肩的。相形之下，目下充斥的电子游戏和网络快餐其实非常不利于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且不说前者所赋予的感官刺激妨碍儿童亲近文字，即使比较严肃的影视作品也因其不可避免的单向度定格而对阅读（文字）的巨大张力产生制约作用。这里还有心理学层面上的先入为主。比方说，《红楼梦》中人林黛玉，影视作品给出的只能是陈晓旭或张晓旭、李晓旭，而绛珠仙子在我们心目中却是说不尽的，其中的审美想象近乎无限。恰如后结构主义所夸张的意义延宕或延异，这是语言文学特有的想象力熵值：越是经典，其想象空间越大，熵值越高。莎士比亚之所以说不尽，也是因为“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歌德语）。

二

在国外，较之《红楼梦》，《聊斋志异》无疑拥有更多读者。在这些读者中，青少年大多将女鬼的故事视为恐怖小说。问题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女鬼总是爱上书生？哈哈，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写书说书的大都是书生。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若非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么围绕这个做几篇博士论文也未尝不可。

倘说儿童的共同特点是不把游戏当游戏，不把故事当故事（虽为虚构，却非常真实。富恩特斯借矛盾修辞，谓此乃“真实的谎言”）。所谓戏时“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白）；学则“幼是定基，少是勤学”（洪应明），否则必然白首方悔读书迟，空悲切。

说到悲切，当下最令人忧心的依然是读书习尚的缺失和读什么书的问题。青少年固然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正是读书的好时节；但应考、游戏、恋爱及各种难违之约、难却之情也纷至沓来，每每令其应接不暇。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主观因素。倘使荒废精力、远离书本，那么肯定只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关键在于，少年易学老难成。人活一生，草长一春，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而文学所能提供的生命情景和生活体验却几近无限：激发彼时彼地鲜活存在的无尽想象，其审美和认知价值无与伦比。这自然也是文学的一大好处。至于青少年火一般的热情，大可治平———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小可修齐——用想象“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泰戈尔），或“让小鸟在彩虹上筑巢”（维多夫罗），或“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陈子良），从而让自己书卷气满满、乡思感足足。

此外，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认知方式或载道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蕴藉了太多的集体无意识，因此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文学的重要、传统的重要。而语言文学永远是一个民族所能传承的最大传统，也是其向心力和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当然，文学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本民族。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曾几何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使无数中华热血青年放弃优越的生活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问题是时移世易，如今连自家的“四大名著”都上了“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据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抽样调查）：《红楼梦》位列榜首。《西游记》被大话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横遭批判。屈原、杜甫、岳飞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的地位急剧下降。呜呼！还剩下什么？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废名、穆时英吗？后者并非一无是处，但若置于彼时彼地、历史语境，那么孰重孰轻不言自明。

与此同时，文学是多维的，它既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否定性想象，也可以是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记；既可以像卡夫卡、博尔赫斯那样哲学化，也可以像乔伊斯那样让你啃去吧！不过作为读者，我们尽可以取舍由己，俯仰任意。谁叫文学是一座摸不着边际的冰山呢？我想海明威在言说冰山理论时，他是极其谦恭的。这理应是所有文学读者、作者、译者和学者（尤其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且说读书的习惯一旦养成，必定终生受益。就各国阅读数量而言，位居前列的以色列便是文学“消费”大国。文学经典老少咸宜，尤其对于阅历较浅的青少年，上可修心明德，中可增才添华，下可消磨时光、权作怡情雅趣。青少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热情四射，希望无限。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有才之人毕竟是少数，是那些有理想、有抱负，而且有毅力、有准备的极少数人；并非所有青少年皆可成才，遑论坐享其成。天上掉不下馅饼来；设若掉得下来，也得起早去捡啊！古人云，勤可补拙，勤可补阙，想人家萨拉马戈30岁爱上文学，而后大量阅读；60岁开始写作，再而后一不小心捧得诺贝尔奖；尽管诺贝尔奖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更非唯一的标准。反之，爱因斯坦从小喜欢文学，但最终却选择了科学，并视科学为文学的姐妹。可惜他没有认真讨论过文学同科学的关系，倒是在谈论宗教与科学时不经意捎上了文学。他对宗教信仰进行了大而化之的分类与比照，称原始宗教为“恐惧宗教”，即人们因惧生教、因骇信教。这与我国古人所谓的“幻由心生”是一致的，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以及文学（神话）起源的言说。同时，爱因斯坦认为第二类宗教是“道德宗教”，即人们出于心灵慰藉或终极关怀而催生的信仰。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尊重起见或基于抚慰的需要，许多科学家即或不信上帝，也会予以搁置（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共产党人不信教，却允许党外人士信仰自由）。第三类显然是爱因斯坦真诚拥抱的“宇宙宗教”，那是物质和精神、自我和万物的双重或双向求索，它服从于人类广义的艺术和科学精神，是源远流长的“爱智”思想在现代与未来的延展。它体现了哲学、文学或科学本体论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既向内又向外的无限诘问与探询。后者是由画家高更最先提出的，它非常哲学，也非常文学。它被习总书记引申为“我是谁”“为了谁”，从而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一如将王国维治学三论引申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三境界。

三

成年是收获的季节，但更是付出的季节，你得给别人讲故事了。于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麻烦来了。你会发现，不仅文学家读书多多，就连习近平总书记这样的政治家和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都读书多多。经史子集、文学经典，他们都能信手拈来。所谓“科学技术给人以高度，文学经典给人以广度”，这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读书永远不晚，现学现卖尤为未晚。小时候来不及读、没兴趣读的各色经典，你一定希望引导儿孙去读。这或许也是你的阅读机会。

海德格尔说过，人的最大悲哀是“向死而在”；用德里达的话说，则是“知死而生”。它恐怕也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证之一，但这个显证恰恰是人类的悲催。而文学多少可以使这种悲催显得不那么悲催。这也许是文学的另一个好处：人生最可信赖的伴侣和安慰。此外，随着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的扩展，作为人类情感的最佳表征，文学也许将取代乡思，成为未来儿童的最好记忆，一如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最好记忆。总之，文学所言固然不一定全是真话，但至少会有柯尔律治之花，而且一定是永不背叛的朋友和永远爱你的配偶。

最后，且说远在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却认为书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他这么说是认真的，毫无谄媚之意。当然，他所说的书不包括泥板、贝叶和竹简，而是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物事。这个蠹书虫，一辈子待在图书馆里，晚年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直都在暗暗思量，天堂该是图书馆模样。”呵呵！只可惜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已经繁衍出了千百万连《红楼梦》都死活读不下去的后人。对于这些后人，我无话可说。他们中不乏今朝有酒今朝醉、轻松潇洒走一回的，也不缺直言不讳地奉“不劳而获”“逢赌必赢”为座右铭的。曾几何时，我们的先人言必称“诗书传家”。所谓“人生无非积善，传家唯有读书”，如此等等。当然，我并不完全相信古人的说法，却习惯使然，就这样把读书当成了生活方式，而且活得无比充实。

（作者陈众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