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扎根5年之后，同时身为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中央人口医药卫生委员会副主任的卢长林医生对现有的京津冀医疗一体化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思考。他认为，京津冀医疗一体化最终将以医联体建设从省、市区域内迈向京津冀为落脚点。

“为扭转多年来各级医疗机构各自为政的现状，促进医疗资源更加合理、有序的整合利用，目前我国正着力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医疗联合体模式，就是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立的重要抓手。”

卢长林说，一家北京医院与一家河北医院之间点对点的对接与合作，并不代表培育出了京津冀医联体。传统意义上，医联体是由区域内的三级医院或专科中心联合二级医院和区域内一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组成的跨行政隶属关系、跨资产所属关系的联合体。其核心内涵就是“分工协作”，三级医院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及带头作用，基层单位作为区域内群众健康的“守门人”，二者轻重与急慢分治，建立双向转诊机制，形成合理资源利用，最终推动分级诊疗体系形成。

“这是一个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的系统。目前，京津冀跨省、市建立的医联体很少，而且也是近一两年才开始的事情。”卢长林介绍，北京市目前已建立58个综合医联体和8个专科医联体，京津冀首家中医眼科医联体是去年5月刚刚成立的。去年9月，三地卫健委在廊坊召开了“第五届京津冀区域医疗发展会议”，共同探讨过如何推动三地医联体建设。

“但是现在各地医联体运行中也面临很多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卢长林说，首先是服务定位不清，医疗行为无差异。

过去中国医疗机构多年以来各自为政，“医疗改革促进市场化”的政策，迫使各级医院均有“生存与生计”的压力，造成高级医疗机构膨胀发展成为“巨型旗舰”机构，基层卫生单位或追求发展“高精尖”技术与上级医院争利，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医联体合作协议中普遍明确了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真实执行还有很大难度。比如，因医疗单位需“自负盈亏”，无奈将“创收”作为营运的考核指标，医院和医生不得不算“经济账”，效益好的项目尽量多做，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以病情为判断标准的分级诊疗。同时，基层医疗人才严重不足的现象依然普遍，即使有昂贵的先进设备，也匮乏具有业务精湛的医务骨干。

其次是实际协作松散。目前的医联体更多并非医疗单位的主动行为，医联体内各级医疗机构间的协作较为松散，缺乏实质推进和负责具体日常事务的专职工作人员。现有的所谓协作，也多数局限于“双向转诊”，利益分配也面临着问题和难题，实际运行情况与最初设想还有差距。

“面对如此局面，需要加强并改进顶层设计，既不能‘休克式’当即完全限制群众必须首诊于基层医疗结构，也无法马上‘手术式’分解大型医疗机构的现有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被推广与应用、兼顾各层级医疗单位的利益、最终融化与改变无序就医状态的手段，可能就是促进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卢长林介绍，他也将自己的思考和部分相关领域的民建会员讨论过。大家提出过几点建议，应该坚持医疗机构的本质就是提供医疗服务，给各自承担的患者进行应有的优质医疗照护。顶层设计也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将目前有限的医疗资源，合理通过各类政策调节，并以医联体的模式促进分级诊疗，长远节约与有效利用医疗资源相结合。京津冀三地发展医联体，更应该有三地卫健委的协同设计顶层方案，充分调配省、市之间的医疗资源与病患需求，最终做到为老百姓提供更为有效的医疗服务。

对于医疗机构，则要有一个合作操作指南，明确各自职责。“大型医疗中心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应作为牵头医院，承担医联体的日常事务管理运行，以及对医疗机构成员的管理指导、质量控制、人员培训、技术帮扶等；负责医联体内成员医疗机构中疑难危重疾病患者的会诊、上转接收等工作，专业对口实现‘业务点对点帮扶’。基层医疗单位承担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诊疗和管理工作，开展常规诊疗技术、中医护理和康复保健等业务活动，同时负责医联体内上级医疗机构中稳定期以及康复期患者的下转接收工作，形成业务互补的局面。”卢长林说，对于各类常见临床疾病，均应有详细具体可操作性指南。

“目前医联体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还是没有触及‘痛点’。”卢长林表示，最重要的是现有体制下，成员单位不是“一家人”，而破解此难题是促成医联体形成合力的最直接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