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的一名同事告诉记者，沈伟很随和幽默，没有一点架子，愿意与年轻人交流交朋友，对工作也是一丝不苟。

故宫摹印的“三代单传”

很多人是从《我在故宫修文物》认识沈伟的。这部纪录片让故宫的顶级文物修复师们第一次走入大众眼前。

沈伟生在江南，上小学时跟随父母来到北京。1983年，他从国家文物局和鼓楼中学合办的“文物班”毕业，进入故宫做青铜器复制，后来，刻章组的老师傅正好五十多岁了要收徒弟，就选中了沈伟。

“我师父特别不爱说话，1986年他选择我作为故宫摹印的第三代传人，当时我还有些吃惊。他说观察我很久了，觉得我能干这个，他不会看错人。”

提到摹印，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沈伟曾解释说，摹印是和古书画的复制联系在一起的，故宫的文物专家们不但负责修复文物，还从事文物古画的临摹复制。

古时候的大部分书画都有印章，沈伟和师父们一辈子所研究的，就是这最后一个程序——章。

每幅摹画裱完以后，最后都要有钦印才算大功告成，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盖不好，前面摹画的所有功夫也白费了。因此，摹印也可以说古书画修复中非常特殊的存在。

中国印坛有“南陈北金”的说法，其中“北金”指的就是北派篆刻的代表人物金禹民，他也是故宫博物院摹印的开创者。金禹民只收了一个徒弟刘玉，而沈伟也是刘玉培养的唯一弟子。

所以，故宫摹印可谓是“三代单传”。

刚开始做学徒，沈伟从磨石头、磨锯、磨刀开始，这就要花上一年时间。“磨完刀子写篆字，又写了两年，这才能摸到印章，学习篆刻技法又是两年，一共5年才算正式出师。”

每一枚印章，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和个人风格，印文字体、章法布局，运刀手法、笔道的轻重、屈伸疏密……还有印章中体会的意境，都要有摹印者深刻的领悟。不仅印章的外表要一模一样高度相像，印出来的效果也要不差分毫。

《清明上河图》摹本的100多个印章，都是由沈伟的师傅刘玉复制钤印的。

沈伟曾说，自己盖过的最多的一幅是《兰亭序》，有一百多块章。这一百多个章里，可能既有师父刘玉的章，也有金禹民先生的。师傅们摹好的章，就成为资料，下次还可以再用。

我跟师父就像父子一样

作为故宫摹印的“三代单传”，沈伟和师父的感情更加不一般。

他曾在自述里说，自己和师父的感情很好，每年初五去拜年，一年可能能见个三四面，平常打电话。一见面，他们就聊些过去的事，工作情况、人员变动什么的。

师父眼睛不是特别好，每年体检沈伟就陪他去，师父做青光眼手术也是他带着去的，“我在场他踏实”。他曾形容自己和师父的关系：“怎么说，就是跟父子似的，有什么要求，就直说。有的徒弟，师父退休就忘了。我们单传，不一样。”

“师父最常跟我们说的是要守规矩，规矩就是圆规，帮你把章盖对地方。”

这个“规矩”，第一是要守住寂寞，第二个是认真，不能出错。

“人家两年、三年画出来的画，我们盖印章就是十分钟，不能错。盖错了没法修，印章是红的，擦不掉的。所以干一辈子不能出错。”

30多年来，沈伟雕刻仿制了1000多枚古印，在临摹的书画上盖了上万个印章，没出过一点差池。

下一代摹印传人，在哪里呢？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沈伟的办公桌前，充满各种小小的意趣：小葫芦、鸟笼、盆栽……

摹印同故宫的其他古文物修复工作一样，要沉得住气，更要拿出舒适的好心情来工作，要是光线不对、情绪不对，不干都行。“因为人工有生命力，不像复印，人工临摹有生命力，可以反映人当时的心态。”

除了篆刻，沈伟的爱猫宠猫也出了名，他和青铜器修复师王有亮每天自觉地担当起喂猫职责，每天上班，浇完了花，有时就喂猫，他还给两只野猫起名“花子”和“灰子”，连《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剧组人员都知道，想逗猫，就可以去摹画室所在的第四进小院找找看。

在故宫的小院儿里，他们还种起了菜，纪录片里，他在院子里高兴地欣赏着自己种的茄子西红柿，“修身养性，自己调理，有点儿以厂为家了对不对？就像家一样”。

沈伟一直把“素心若雪，淡如清风”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制作和收藏印章的过程，其实也是塑造性情的过程。沉浸在印章的世界里，少了现代社会的功利心和焦躁症，变得与世无争，这便是修身养性。”

听上去有趣，但他也说过，他们在这里三十多年都没什么变化，只是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不一样。

“故宫的下一代摹印传人，会在哪里呢？”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沈伟说出了自己最大的烦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