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记者：您认为此次印发《意见》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周洪宇：一是更加关注教育内部改革。从文件的标题就可看出，《意见》的印发意味着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新阶段，由过去相对侧重办学机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等外部改革，逐步向教育教学自身的内部改革转移。

二是紧扣教育质量问题。文件将义务教育质量提到“三个事关”的高度，“事关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这一重大导向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今后的教育教学改革要更多地围绕教育质量进行。显然，这扣住了整个教育改革的中心。

三是强调科学的教育观。教育现代化首先是教育理念的现代化。《意见》反复强调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观、教育质量观和正确政绩观。科学教育质量观是全面的、动态发展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教育质量观。

记者：《意见》更加注重素质教育，您认为应如何有效平衡素质教育和知识学习？

周洪宇：素质教育和知识学习并不矛盾，更不能当作一对对立范畴来理解。素质教育本身包含知识学习，好的素质教育要有好的知识学习来做基础和前提。

过去确实有一些不正确的教育观点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把素质教育简单理解为强化体育、增强美育、加强劳动等，而忽略知识学习。此次《意见》明确要“坚持‘五育’并举”，强调要“提升智育水平”，“确保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业质量标准”，显然不是忽略知识学习。

为促进体育、美育等的落实，《意见》也有相当具体的规定。比如，每位学生学会、掌握1至2项艺术技能、运动技能的提法，就用项目化、数字化的方式使其可操作、可评估、可监测，促进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记者：《意见》对“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等社会热点话题作出具体规范，这会减轻家长的负担吗？

周洪宇：把“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等热点写进中央文件，是对群众关切的积极回应。

从单一表述来看，这确实是在为家长减负，不强迫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把家长从作业考试的辅导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不等于家长不参与教育教学。结合文件后面“重视家庭教育”部分可发现，《意见》给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转变理念，科学育儿，家校合作，加强沟通。家长不能只重知识，不重德育；只重身体，不重心理；只重课程，不重实践。家长肩负培养孩子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的任务，责任更大。

记者：《意见》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教师应如何行使教育与管理的职业权利，惩戒权的边界在哪里？

周洪宇：这是“教师教育惩戒权”第一次写进中央文件。《义务教育法》中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规定，是从保护学生角度制定的，《教师法》也没有明确教师的惩戒权。

在很多家庭“以孩子为中心”的背景下，有的家长对教师批评教育孩子不够理解，甚至造成家校矛盾，以致出现教师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的现象，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成长。“教师教育惩戒权”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包括：批评和制止学生不正当言行举止，要求犯错误学生写认识自己错误的检讨书，让家长带回家进行批评教育等。

教育惩戒权的使用要合目的性和合教育性，是有其明确的边界的，不能走到反面、出现过宽过滥。对犯错误学生采取任何形式与程度的体罚和羞辱，如罚站、罚跪、打骂以及罚简单重复式抄书、抄作业等，超出了教育惩戒权的边界，必须严格禁止。

记者：《意见》对义务教育学校招生作出了规范，为何要实行公办、民办同招？

周洪宇：目前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义务教育招生的违规现象，特别是一些学校和社会机构形成利益共同体，用所谓“曲线救国”的方式，将各类考试、竞赛等成绩作为招生依据，吸收好生源。《意见》明确提出“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就是为了确保“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学校都必须严格遵守。

近年来，一批优质民办学校迅速崛起，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多样性需求。然而，由于其办学自主性更大，一些民办学校暴露出违规跨区招生、争抢生源等招生不规范问题，冲击了正常的招生秩序。对此，《意见》特别强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同步招生是为了避免民办学校提前“掐尖”，随机录取是要杜绝用考试、面试等来选拔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