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杏林湾，有 “厦门西湖”的美称，位于集美区核心位置。迷人的景色中，清新的海风沁人心脾。然而，以前这里的风却不令人清新舒畅。杏林湾流域面积209平方公里，规划人口75万，建地面积47平方公里。早期，集美新城核心区没有完整的雨污管网，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杏林湾，导致湾区水体污染严重。

现在的杏林湾，绿树环绕、流水潺潺，是市民心中开放式的“小公园”，居住在集美新城滨水西岸的居民，更是喜欢来这里遛弯。“小公园”坐落于别墅群中，一座二层小楼静静矗立，楼前木质平台上一把太阳伞、一张咖啡桌，眼前的景象很难与“污水”二字联系在一起。

其实，这个“公园”是一处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型再生水处理站。

这座小小的处理站每天可接纳两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水体清澈，经监测，岀水指标达到国家一级A以上排放标准。处理后的再生水可全部回用于周边市政绿化、道路冲洗，多余的可作为生态景观用水补充至杏林湾流域，成为宾馆、社区、学校和企业附近的一道风景。

“葡萄串”式治污：一个可向全国推广的模式

十九大报告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报告强调，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水污染防治，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近年来，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成为城镇发展中社会各界的共识。厦门在发展绿色经济，尤其是在水污染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推动了环保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型和专业型发展。以中联环为代表的厦门环保企业靠技术支撑和创新驱动，不断推进生态环境的提质增效。

2019年6月，一场以“强化创新驱动，破解污水治理难题”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厦门市召开。

“我们创新了一种埋在地下的模式。”厦门环境产业协会副会长、高级工程师刘培勇说，这种地埋式污水处理站对周边环境“零负担”，污水被处理后就地全部回收利用，没有噪音、没有气味、没有污泥。

研讨会上，中联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王仲平对滨水西岸污水处理站作了介绍，“经过处理后的水质从劣五类到现在达到四类标准，是比较成功的。处理站离道路只有6米，位于别墅和高档小区中，全部采用地埋式建设，构筑物全部埋在地下，地面上只有一个管理用房，整个环境非常融洽。”

这一模式打造出富有创新性的“葡萄串”污水治理理论，改变传统“大集中”的污水处理方式，采用将污水资源化分散处理、就近回用的新型模式，既节约大量传统污水厂需要泵站及远距离传输的大口径管网费用，又可以节省后期的运行管理费用，形成科学合理、模块组合、分散消化、循环利用的污水处理及再生水回用完整系统，为减轻市政和环境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依靠创新驱动，污水治理科学技术不断转化，成果收获满满。

2017年，“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村庄生活污水处理项目”荣获了2016年中国人居环境奖。据了解，集美区将对全区69个村庄实施污水的分散处理。近年来，“分布式埋地组合生态技术”已先后完成200多座污水及再生水生态处理系统工程项目，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关注。

2018年9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贯彻实施海洋环境保护法赶赴厦门，实地检查了厦门集美新城核心区污水处理站、厦门“蓝色海湾”整治修复项目、厦门珍惜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检查组对集美新城核心区污水处理站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个污水治理模式对污水就近截留再生处理后回用，有效减少了陆地对城市河流水域和海洋的污染，而传统的远距离输送污水投资大、风险大，最终还是要排入海洋，这种建设模式真正解决了城乡污水处理难题，值得推广应用。

这些小小的污水处理站像一粒粒晶莹的葡萄，点缀在厦门的各个角落。

而现在这串“葡萄”散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甚至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声誉传到了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大集中与小分散：两种模式的比较

6月3日，厦门市发布了《2018厦门市环境质量公报》，生态文明指数全国第一，空气优良率全国第二，饮用水源地达标率100%……一组又一组亮彩数字、一个又一个亮眼成绩，全面展示了厦门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厦门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离不开治污工作的推进，离不开分布式污水治理模式的实施。”研讨会主持人、厦门环保产业协会会长陈天雄说，在他的印象中，厦门以前的水环境非常恶劣，最早开展分布式污水治理是2004年到2005年在鼓浪屿。

这一说法得到了原厦门市规划委员会市政处原处长郑平的确认，他从1994年进入规划局工作，污水规划和治理是主要工作内容和责任之一，对整个厦门的污水治理规划非常了解。

郑平介绍，污水处理主要有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两大模式。以前的城市规划中，大多采用集中处理模式，也就是说建一个大型污水处理厂，在规划区域内铺设排污管道，通过管道把所有污水集中到污水厂处理。厦门市原先的规划就是考虑采用这种处理模式。

但是，实践了这么多年，规划编制了一轮又一轮，为什么水环境污染却越来越严重？

郑平解释说：“城市建管网，污水排到城市的下游下风向集中起来，做大污水厂。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从技术上、理论上都没问题。”遗憾的是，理论与现实总是不能完全吻合。按照理论建设的时候，在一个管网很难沉淀形成长距离的污水往下游倒，是很难做得到。

大集中污水处理模式下，传输管线需要“跨海”又“穿山”。厦门地势并不平缓，背后靠山面朝大海，中间形成了一个冲积平原。整个厦门市共六个区，本岛是两个区，岛外是四个区。因为地形地貌原因，厦门长距离调水存在困难，管网始终不通。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城市发展和污染物的累积，厦门河道的水质逐渐变差，大部分都是黑臭水体。尤其是早几年的时候，好多地方臭不可闻。大集中模式存在明显弊端，前期建设成本和后期运营成本比较高，而且各种污水混在一起，增加了处理难度。

此后，厦门开始反思，寻求污水治理的解决之道。经过多方论证，最终选择了分布式污水处理模式。

项目试验的第一站选在了鼓浪屿。受到地形限制，鼓浪屿一直没有建设大型污水厂，因为修建污水厂、铺设管道、提升泵站的成本太高。中联环在这里打响了第一个分布式水处理项目的“第一炮”。

研讨会上，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厦门环保产业协会高级工程师王仲平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回顾。他将厦门市的污水治理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之前，整体规划以大集中为主，市内共有八座大型污水处理厂。处理标准较较低，按一级B的标准排放。这种模式的劣势比较明显，管线比较长，无法及时收集，实际上会形成“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对整个水环境影响很大。第二个阶段是2008年到2017年，针对第一阶段的问题，提出了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规划原则，根据区域水环境治理要求，建设了35座分布式处理站。这样一来，既能解决不能大集中处理的污水问题，又能及时地实现就地解决，同时避免了长距离施工的艰涩后难题，节省了投资。第二阶段的水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第三阶段就是2018年，随着国家“水十条”的推出和河长制的行动要求，我们提出了大分散与小区域集中的突破性创新的污水治理模式。在厦门重新布置了近50座分散式污水处理站，很好地满足了水环境提质增效和城市河道生态补水的需求，厦门的水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大集中还是小分散，两种模式孰优孰劣？

面对争议，郑平经过分析发现，“不能过于走偏，集中和分散的污水处理模式各有优劣。我们核心任务是要解决污水治理问题，如果在某一点上，两种模式都能解决污水处理问题，就要分析哪种方式收效好、成本低、效果更好，集中和分散模式之间不能一概而论。”他强调，理论是科学，不能违反，但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才行。

实际情况是，海滨城市厦门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没有大江大河过境，这种分布式处理污水的方式，顺带解决了厦门的生态补水问题。至少就目前来说，这个系统在各个方面都适合厦门。

提炼理想模型：三大特点+五“零”效益

“滨水西岸再生水处理工程”的核心特征是源头截污、就地处理、搞活水体、生态修复。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说，关键是看水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在他看来，分布式处理污水的“中联环”模式，占地少、运行费用低、出水标准高，实现了污水治理模式从粗放、低效向精细、高效的转变。

“治理模式可持续了，才会有意义。”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鲁修禄在会上提出几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污水治理模式更加有效、更加经济合理？农村的水污染治理如何投资，运行成本和质量如何维持？这些问题都应该好好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特别欣赏大分散小集中的污水治理模式。他表示，这种模式因地制宜，在地域范围契合地形地貌，又非常经济。

来自内蒙的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副厅长揭新民首先肯定了厦门市对污水治理的探索性创新和研究，认为分布式污水治理模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他提出，污水治理是我们改革转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下，如何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目前还是城市发展面临的难题之一。“理念和想法上都知道问题在哪儿，难的是技术。南方地区存在技术难题，包括内蒙在内的北方地区也是，季节性差异给污水治理造成了技术难度，但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来攻克难关。”

“为新模式点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国家973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王尚旭说，很高兴看到分布式污水治理模式，能够与环境相协调，与周围社区相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希平一直对分布式污水治理模式非常支持，他认为这种模式十分贴合国家规划，也符合民众的现实需求。

清华大学中国城市研究院特邀专家何伟嘉关注分布式污水模式多年，自去年11月开始研究集美项目，给了他很多启发。

“过去没有想到的新的成长空间和多维发展这样一个要素，现在看到了集美滨水西岸的现实案例。”他总结中联环的分布式污水处理模式为，首先是占地小，与周边环境融合好，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污水处理厂的认知。其次是处理工艺的稳定性好。从近十年的运行案例来看，数据基本上很完整。再者，案例进行了净化和生态的融合，体现出了复合型、叠加性的生态效应，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找到了平衡的运营模式。从过去来看，责任不清、界限不明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厦门的这个项目也是迫于现实压力找到的解决模式，政府和建设单位之间形成了共同体，共同来解决面临的困境，最后形成了这种合作机制，值得借鉴和推广。

传统的市政水系统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单线条的，相互之间没有扩容性的关联。这里面很多标准和体系都是独立的，僵硬的。十八大以后，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我们就要结合城市的发展需求，让水系统成为城市的生态名片。

何伟嘉表达了对中联环人的感谢，他们坚守在污水治理领域的创新探索表示钦佩。“这种模式在中国有近30多年的经验，但大量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中联环可以成功？我们要通过一些成功项目经验寻找解决办法，找到一些规律性、可示范、可推进的借鉴模式，将他们对城市的价值和贡献提炼出来，在理论上进行系统性完善，形成对全国城乡水系统有借鉴性，这个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何伟嘉说。

2018年之后，中联环实施了一种叫分布式的生态性地埋和再生处理站，这是王仲平介绍的突破创新的核心关键，达到了污水的就近收集、就地处理、就近回用的“三同时”目的，颠覆了传统污水治理模式。中联环公司将其总结为五大特点：零占地，在生态绿地上就地实施，做完之后恢复成绿地；零排放，污水经过处理后全部就地回用；零污染，整个分布式处理站采用生态化建设模式，无噪音、无臭味，对周边环境没有任何影响；零传输，分布式处理站采用就地收益，不需要增设传输管线；零距离，没有邻避效应，与周边环境实现零距离接触。

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经济在发展，城市也在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厦门从小渔村发展到大都市，人口不断涌进来，城区不断扩建。城市规划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但每发展到一定规模，回头看城市的污水规划，都觉得过于理想。”郑平说。

这一点得到谷树忠委员的认同，他从政策制度层面重点关注生态水的价值链问题，包括污水处理、再生水的利用等，形成一个层次，这样在不同阶段能够实现相应的价值。

现在很多管网到了更新完善的阶段，大量的污水处理厂在低效运营。何伟嘉说，“在过去，分布式的一个大问题是管理困难，在今天互联网的智慧体系下，比较容易实现集成化的管理，人力成本和维修成本得到很好地节约。”

构建生态水脉，污水治理只是一个起点。

“在多维度形成这样一个有效的来源，未来的工作方向是构建一个复合的生态性水资源系统，这里头有多水源的复合供水系统、优质低量的市政给水系统、多区多级的再生水供水系统、生态高效的雨水资源利用系统、场地水系为主轴的生态水脉。”何伟嘉说。

“技术不是问题，关键是观念。”俞义泉董事长说，方法方向是很重要的事。中联环从1996年做到现在，二十多年深耕行业。污水处理厂存在邻避效应，100米到300米设置卫生安全防护距离，这是法规。现在我们的项目改变了这个，改变了规划和环保的排放标准，将排污变为补水，所以观念要变。

委员观点：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

我非常欣赏这种大分散小集中的污水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因地制宜，在地域范围契合地形地貌，又非常经济。我建议从政策制度层面重点关注生态水的价值链问题，包括污水处理、再生水的利用等，形成一个层次，这样在不同阶段能够实现相应的价值。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生态环保厅厅长鲁修禄：

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不同区域的问题不一样。究竟什么样的污水治理模式更加有效、更加经济合理，农村的水污染治理如何投资，运行成本和质量如何维持，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好好研究。治理模式可持续了，才会有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副厅长揭新民：

厦门市对污水治理的探索性创新和研究是取得实效的。污水治理是我们改革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痛点难点。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下，如何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目前还是城市发展面临的难题之一。理念和想法上都知道问题在哪儿，难的是技术。南方地区存在技术难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在内的北方地区也是，季节性差异给污水治理造成了技术难度，但还是要以问题导向为主来攻克难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国家973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王尚旭：

我是搞石油的，关注环境问题也有几年了。石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好多污染和石油有关。 我以前提过的一个政协提案，就是在一个小区或更大的范围内怎么将垃圾就地处理，这是社情民意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我很高兴看到今天这种分布式污水治理模式，能够与环境相协调，与周围社区相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希平：

污水治理，现在是国家重视、民众需求，这种分散处理模式让我很受启发。如果能在农村在基层实现分散式处理污水，比集中处理更有贴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