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王硕）为贯彻学习十九大精神，推动生态文明建设，7月19日，由人民政协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人民政协报生态周刊主办，北京中农煦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推进盐碱地改良利用与技术创新”主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多位关注生态建设、粮食安全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相关国家部委、地方政府负责人以及业界专家、企业界精英等共聚一堂，通过高层次学术交流，积极探索盐碱地改良治理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总结盐碱地治理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耕地质量、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科技助农、绿色兴农的思路对策。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

粮食安全建立在土壤健康基础上。长期以来，人多地少的国情使我国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由于化肥农药过量使用，有机质含量偏低，造成土壤生态系统退化、基础地力下降，长期处于数量短缺和质量不高的“亚健康”状态。其中耕地盐碱化和次生盐碱化问题尤为突出。

如果盐碱地都得到治理，既是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开发与粮食增产潜在的保障基础，也是未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即是针对这一痛点，以推进盐碱地改良利用与技术创新为目的，寻找经济、高效、可行的土壤修复技术，以期更好地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保障人类获得充足且安全的食品。

在主旨发言中，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副主任郧文聚指出：耕地是我国最宝贵的资源，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目前中国粮食供给还有1亿吨的台阶要上，但由于中国耕地全面长期持续高强度利用，面临较大的压力。因此，有效治理盐碱地，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更是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工作。郧文聚呼吁，目前土地资源开发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盐碱地改良方面要讲科学、计损益，这就需要评价和优选不同的技术。

目前有一批高科技企业在专业从事盐碱地技术研发工作。在本次研讨会上，盐碱地创新专利发明人、北京中农煦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史洋介绍了他们公司的实践案例。该公司以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依托，由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研发团队，经过十几年的潜心研究和反复试验，研制出了“微生物-纳米整合技术”（简称“迷你特”MINIT）,成功解决了盐碱地改造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返盐碱和容易造成次生污染这一世界难题，为盐碱地改良及高效利用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途径。

人民政协报社党组书记、社长王相伟致欢迎辞。

研讨会由人民政协报副社长许水涛主持。

据悉，该技术核心在于高效发挥嗜盐耐碱真菌菌群对土壤的生态改良机制，通过嗜盐耐碱曲霉菌群、纳米准纳米级惰性物理材料以及秸秆等土壤有机残留物的整合效应，突破性地解决了多数有益丝状真菌在盐碱地土壤难以存活，盐碱地土壤严重缺乏真菌的问题，从而改善土壤质地、增加土壤有机养分、激活土壤活力，修复土壤生态，最终达到加速耕作层土壤熟化、抑制盐碱反复，实现根治盐碱地的目的。

史洋表示，该技术主要解决了盐碱地治理后普遍存在的顽固性返盐碱的世界难题；解决了传统“水洗排盐”“加酸解碱”等物理化学方法治理盐碱地所带来的次生盐渍化面积扩延和土壤本身二次污染问题；同时也激活了土壤原有的微生物群，恢复土壤生命力。

据悉，目前该技术已经通过了国家级成果评价，并在吉林、辽宁、山东、江苏、河北等10省进行试验，累计试验面积达7000多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技术可以做到一次根治盐碱地，且治理后不反复，迄今为止已经取得水田8年、旱田10年不返盐碱的成效。

通过这些实践，中农煦丰董事长陈振东颇有感触：“盐碱地改良利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科技含量高、投入大、涉及面广，需要不断推进改良利用与技术创新，不断完善技术成果。

但即使技术先进，他们在多年的盐碱地改良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一系列实际问题。例如，第一，公信力不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基本上得再做一年试验。因此，希望能够形成专门的体系和认证来推广，增加公信力。第二，盐碱地专用资金的利用方面，希望通过占补平衡、土地提档、高标准农田质量建设形成专项的奖补方案。第三，公司目前需要自己到田间地头和农民谈土地改造，这个过程也需要政府组织和社会参与。

陈振东同时建议：在盐碱地经过治理后，应该把不返碱作为重要验收标准之一，更加深刻地认识盐碱地的改造意义；要提升盐碱地治理的研究高度，成立专项和聚焦的机构；此外，在政府管理上减少“九龙治水”，在改造盐碱地方面加强统筹。

原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尹成杰对盐碱地的治理非常关注。他指出，盐碱地治理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当前我国的盐碱地改良和治理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同时也是黄金时期。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盐碱地改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是推进精准扶贫、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小康的重大举措。因此，盐碱地的治理是具有多种效益的工程，是具有民生效益的重大工程。

正因为如此重要，尹成杰建议，首先要鼓励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治理效果，保持治理成效。要鼓励联合攻关，并在其中发挥企业作用；其次，要注重绿色治理、长效治理，将治标治本结合起来；同时，注重综合治理，与山水林田湖草的保护相结合，优化生态屏障体系，发挥综合作用。此外，还应因地制宜，科学选择治理技术路线和方法，对症下药。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开发投资集团首席科学家岳国君对中农煦丰的技术非常认可，“虽然生物菌种非常普遍，但他们通过研究找到了它的特殊用途，这非常可贵。”岳国君认为，未来盐碱地治理技术的发展趋势应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多方面的结合。在政策综合配套上，国家已投入很大，下一步考虑的应是如何更好地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因此要更快地开发有效的商业模式。

“创新要靠两个驱动力：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资本，要两个轮子都转起来，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岳国君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原副司长方言曾调研并参与过一系列推动盐碱地改造文件的出台。她指出，地球土地的两大“癌症”，除石漠化外，盐碱地就是其中之一，治理非常困难。因此，盐碱地的治理要从顶层设计做起，比如考虑哪些区域可以治理，怎么治理，哪些地方成本太高不宜治理等等。她解释说，土地资源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例如，治理土以后，水资源配比如何，都需要综合考虑。再比如，目前西北、东北地区很多地方都在退耕还林，就需要考虑这些地方究竟应该退耕，还是治理？她建议说，治理规划要和省里相关规划相协同，使投资和效益匹配。

此外，方言还建议，治理中既要综合施策，也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同时，农业中“土肥水种”，“种”非常重要。要培育适合的品种，不仅适合盐碱地治理，还应该有经济效益。

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胜昌指出，盐碱地的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投入大且涉及面广。针对投入大的问题，陈胜昌认为，要从市场上要效益，其出路也许就在占补平衡政策上。他建议说，可以对改良的土地发放占补平衡的“地票”，相关用地主体如房地产企业就可以提前投入，购买地票，既解决了治理企业的资金问题，也解决了用地主体的土地问题。

天津市政协常委、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森阳从事农林工作已经30余年。他介绍说，目前盐碱地治理尚没有太大突破；工程上如果采取换土等办法成本很高。因此很多治理技术在大面积推广上尚存在差距。2018年，李森阳曾到中农煦丰的相关试验田进行调研，他发现，效果很好，且成本可以接受，因此对其技术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建议说，要从多方面形成合力，政府方面加大对先进技术的推广，可通过召开现场会等方式进行推荐、介绍；公司方面也要积极作为，与相关金融部门以及大公司合作，推进市场开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谢扬近年来一直在跟踪盐碱地的情况。他发现，目前我们对盐碱地的认识事实上并不精准：例如盐碱地的数量、多少盐碱地可以通过治理转化为耕地、有什么手段能迅速治理等都并不清晰。

他认为，在盐碱地治理上，要有基本判断：对于具体地区来说，除了要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治理外，首先判断地块应该走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还是作为粮食基地用途。

同时他建议应该把盐碱地治理和休耕轮作结合起来统一调配，让耕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提高形成系统治理思路，将原有的物理化学方法与生物生态治理相结合，综合整治。

此外，在解决盐碱地返碱方面，要把东北的大米基地战略与盐碱地治理结合统筹考虑，将口粮作物生产、土地改良治理统一协调。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研究员鞠正山针对盐碱地的技术、开发方面的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康跃虎从盐碱地农业的新理论、新技术发表了见解。

中国水利科学院研究员王少丽认为，看待盐碱地不要“谈虎色变”，而要建管并重，适度开发。“要给盐分以出路，耕地和荒地之间应该有平衡。”她建议说，国家对盐碱地治理应有总体规划，治理方向以水利为主，多措并举。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认为，“我们常说我国用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全世界22%的人口，这虽然是重大的成就，但同时也说明土地面临的压力非常大。”他指出，治理盐碱地首先要让更多的盐碱地休耕。如何做到这点？他建议，可以统筹利用资源，推动农业自然资源修养生息。

在治理盐碱地过程中，李成贵提醒，除了技术的创新，一定要经济上可行。同时“良法也要有良种”，需要加快育种技术的突破；此外，他认为，各种技术手段不应该割裂，盐碱地的治理需要不同学科的通力合作，结合物理、化学、生物等措施综合治理。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副市长杜明燕对盐碱地治理有切身之感。

据介绍，内蒙古有4700余万亩半漠内陆盐土盐碱地，主要分布在西部河套灌区的巴彦淖尔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东部的通辽市、赤峰市等地，其中耕地盐渍化面积达到700余万亩,占可灌面积的40%,且耕地次生盐渍化面积每年仍以15万-20万亩的速度在增加。但与此同时，这些盐碱地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质地黏重，保水保肥性能好。“如能有效开发利用，作物产量仍会很可观。”

杜明燕告诉记者，有一种蛋白页岩，可以转化成为盐碱地专用水稻和玉米肥料，是改造盐碱地最佳的物理性材料，已经在黑龙江省、吉林省的许多地方得到了推广试验，均取得了成功。

“类似于这样的肥料产品均能从根本上改善盐碱地的土壤问题。”杜明燕表示，“从这样的实践可以看出，盐碱地的治理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方面，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和盐碱状况，科学合理地规划片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发展，因地制宜开展盐碱地改良利用，加快相关肥料的研发；同时加强区域水盐平衡观测，促进区域实现耕地质量的智能化管理。”

在技术上发力的同时，杜明燕特别强调，盐碱地的改良与技术创新刻不容缓，但产出的粮食销售工作也同样重要。

“实践证明，治理盐碱土壤，单一脱盐、调碱的模式是对症下药；但生态治理、综合治理应该是治理盐碱土壤的方向。”杜明燕强调说，“只有从源头上解决土壤问题，才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只有让农民增产增收，才能让农民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

同样作为生活在盐碱土区的人，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长邓健极为期盼盐碱地治理技术和模式的突破。

吉林省西部处于东北松嫩平原盐碱土区，是我国最大的苏打盐碱土分布区，也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土分布区之一，因其治理难度大，俗称“地球之癣”。

白城市恰处东北松嫩平原苏打盐碱土区的核心区域。全市盐碱地占到市幅员面积的15%；且盐分含量重、碱化度高，中度、重度盐碱地面积占90%以上，作物难以生长。特别是在镇赉、通榆和大安3个县（市），盐碱地占比超过了85%。

“对我市来说，治理好盐碱地，既可保证粮食安全，实现经济效益；又可恢复草原风貌，实现生态效益；还可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社会效益。”

因此，白城市近年来一直极为重视盐碱地的处理，并探索出一定的模式。一方面依托水利工程，推进引水治碱。通过一系列重大水利工程，打造江河互济的水网体系，依靠引水洗盐、高灌低排来治理盐碱地。另一方面，选择耐盐作物，推进生物治碱。从2004年起，先后建立了2个盐碱地生物修复治理试验示范区，在中度、重度盐碱化土地上种植耐盐碱农作物品种。此外，还整合政策资金，借助科研机构，推进物理治碱、化学治碱等多种方式。

一番探索下来，白城市在盐碱地治理上有了一定经验和成绩。但邓健发现，这种治理“转为大面积商业化开发还有一定距离”，不仅技术应用成本较高，投资回报周期也较长。例如，现在无论应用何种技术进行盐碱地改造，至少需要3年才能改造成熟田，5年左右时间才能达到投入产出平衡，10至12年才能收回投资。

为此，她建议，国家要强化顶层设计。一方面，把盐碱地治理上升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工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将盐碱地开发治理工作列入计划，编制规划，投入专项资金。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力量统筹。针对目前技术应用还存在碎片化、壁垒化问题，呼吁国家统筹技术力量；同时还应把强化生态保护与盐碱地治理的各项管理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盐碱地防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列入巡察考核内容，有效防范因人为因素加快现有土地盐碱化。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对于盐碱地的状况有个形象的比喻：人到了高原就像作物到了盐碱地一样，那人是应该适应高原还是去改造高原？

他曾到扎兰屯、白城做过相关调研，“盐碱地规模之大，盐度之高，触目惊心。”

谷树忠认为，盐碱地的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而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有10个“多”：

一是多成因。包括耕作不当、降水、地形地貌问题等。

二是多分布。不仅分布在黄淮海流域，还包括辽西地区等。

三是多分布、多类型。包括内涝型、滨海型、蒸发型、耕作不当型等。

四是多视角。可以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去研究盐碱地改良利用，也可以扩大到可利用资源、拓展发展空间等，同时也涉及保障国家安全，促进“三农”发展，与乡村振兴、农民增收、农业繁荣息息相关。

五是多目标。包括资源目标、环境目标、生态目标、空间目标、粮食目标、就业目标、经济目标等。但是这些目标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例如追求粮食目标很可能牺牲生态环境，目标的耦合，目标的兼顾应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去研究。

六是多主体。盐碱地的利用改良是一个多主体行为，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和科技、科研力量。他认为，多主体要充分发挥每个主体的正能量，产生利益相关者和利益共同体。

七是多路径。包括改良的路径、适应的路径，也可以跳出农业来看盐碱地，将其作为景观等。但他提醒，不要出现路径摇摆，很可能得不偿失。

八是多手段。治理包括生物措施、物理措施、化学措施、管理措施等，在治理中要多措并举，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保护修复结合起来。

九是多学科。包含土壤学、生物学、作物学等，需要多学科联系。

十是多情节。不可否认，盐碱地改良利用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也可能效用不如预期，这就需要效用综合评定。例如要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经济上可持续是基础和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报社原社长黄国柱对盐碱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苏北盐碱地上长大的他，可谓是喝着改良中的盐碱地上流过的水，吃着这片土地上长出的粮食长大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初亲身参加了很多治理盐碱地的劳动，挖过沟，参与相关水利建设……

就在这次研讨会前，他专门和当地农场场长通了电话，了解情况：“家乡人告诉我，经历了67年的持之以恒的治理，现在18万亩的盐碱地已经完全变成了良田、沃土。”“所以，治理盐碱地，首先就要咬定青山，持之以恒。”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黄国柱还建议，治理盐碱地要因地制宜，要把科技创新与综合治理相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张兴赢是国家大气环境监测卫星工程应用系统副总工程师，虽然研究领域看似和盐碱地关系不大，但他其实与盐碱地“结缘”却有着近20年的历史。

近20年前，他做大气颗粒物研究时就发现，盐湖的变化不仅影响当地的生态，随风而来的大气颗粒物对华北地区都有着重要的生态影响。

因此针对盐碱地治理，他建议要建立综合的监测体系，加强数据的统筹，建立科学的大数据应用平台；同时一方面借助高科技改良，另一方面做好立法，注重山水林田湖草整体的生态保护和治理。

他特别提醒，盐碱地治理要科学，要算经济账，算投入和产出比，不能为了治理而治理，而要与产业开发结合起来。例如，可以引导当地牧民种植耐碱植物，既增加收入，又改良了土地，同时算好经济和环境保护两笔账。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庆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太利一直关注土壤健康与粮食安全问题。他指出，盐碱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由多门学科、多门专业结合一起，采用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水利的综合治理才能收到良好效果的工程。

基于这些特点，他认为要应用大数据、智能化来赋能盐碱地治理。通过人工智能与盐碱地治理相结合，优化盐碱地治理方法，提高盐碱地治理质量和科学化水平。

他建议说，要强化盐碱地治理智能化顶层设计，组织有关盐碱地治理专家和计算机专家，共同研发升级版的盐碱地治理智能化管理系统，并抓紧制定盐碱地治理的国家标准。用标准提高治理质量，用标准规范治理行为，用标准监管治理效果。

他特别提醒到，对于已经治理的盐碱地要实施“智能化养地”，防止返碱。要改变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习惯，通过对土壤、大气、水分、养分、品种特性等智能化分析和管理，实施“换茬”“间种”“套种”“间干间湿”等方法，合理施肥，适时浇水，保持耕地的生态健康，保障盐碱地治理的长期效应。

在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凌振国看来，这次主题研讨会是贯彻落实汪洋主席6月27日在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上提出“创新凝聚共识的机制和载体”要求的具体举措，为政协委员又多提供了一个资政建言、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协商平台；对从事这个专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和面朝黄土背朝天奋斗在治理修复污染土地、改良盐碱土壤一线的同志是极大的慰藉和鼓舞。

在总结发言时，凌振国指出，盐碱地改良与修复是一场大仗、硬仗，在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中可算得上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2018年5月，凌振国曾参加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的“加强管控与修复，强化土壤污染防治”专题调研，赴湖南、广西、云南三地进行调研。“一路走来，印象最深的就是，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和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问题，必须痛下决心，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加以解决。”

调研中的一幕幕让他意识到，在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的新时代，“我们决不能容忍这些宝贵的土地再继续盐碱化，要通过一切努力使这些沉睡的土地造福人类，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沃土。”“不打胜仗决不收兵。”

如何打好这场仗？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严格执法，用法律法规来检验和衡量、指导盐碱地的治理与修复。

除了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在调研中，凌振国还发现，无论是一般土壤的改良、污染治理修复，还是盐碱地的改良治理，都包含很高的科技含量，需要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支撑和专业操作能力。而在实践中，这一点还存在许多短板。

他清楚地记得，在调研时，委员们在土地污染地块修复现场宣传牌前，曾随机问及修复工作人员某些数据以及为什么要这样修复，修复要达到何种效果目标，“但他们的回答往往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并不专业。”

凌振国认为，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必须注重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科技研发投入，严格治理风险评估和标准，强化从事治理、修复、改良土壤,特别是加大治理盐碱地工作人员专业技术培训，从而确保土壤改良、污染治理修复，尤其是盐碱地的综合治理取得切实效果；另一方面，要鼓励大胆试验，特别对于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技术，适时积极给予推广应用。

不过，凌振国提醒说，技术的推广也应严格审查审批，严把资格准入，实行行业准入制。

从调研中他发现，由于我国面临土壤修复、盐碱地改良的巨大的潜在市场，许多人将之视为一个可以“掘金”的大市场，却忽略了伴随着的专门的复杂的科学技术要求，忽视了面临的风险和应承担的责任。因此，许多环保工程企业良莠不齐，有的甚至明显的专业技术水平不足。“不是任何部门和单位、个人都能从事污染土壤尤其是盐碱地土壤改良及修复治理工作的。行业准入制必不可少。”

此外，凌振国认为，治理盐碱地，需要推进土壤、盐碱地改良纳入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合影留念

“比如，除了推广耐盐碱水稻土壤和粉垄物理改造盐碱地等技术外，还应在广大农村大力兴起广积农家肥热潮，强化施用化肥零增长、负增长行动，形成生态环保的生活方式；同时，特别要对违法建设侵占生态保护红线内优质土地资源的行为加大整治查处力度，做到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整治，二者同时并进。”

凌振国强调，现在要认真反思和彻底改变靠土地养财政、“先上车后补票”等旧的发展模式，真正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决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铺摊子上项目，生出‘以牺牲环境、牺牲优质良田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他总结说，“就是要在研究研讨推动盐碱地改良与技术创新、加强土壤修复治理的同时，激发出保护优质生态良田资源的新能量和责任感，让更多的优质农田、生态土壤承载起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