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曾一直要求入党，组织上考虑让我留在党外，成为了无党派人士。究竟如何做一个无党派人士，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了一点肤浅的认识。

唐人韩愈在《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中言：“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我以为“忧国如家”就是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鲜明标志。我的祖父庚子年间在北京汇文大学堂读书，他目睹了列强在北京的种种暴行。祖父收藏了一张当时八国联军的布告，这张保存下来的八国联军罪证，我已经捐献给首都图书馆作为馆藏了。伯父说：“你爷爷留下的这张布告就是美国人的人权记录。”抗战时伯父和父亲怀着学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心志，离开日据的北京，到昆明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来。我的父辈经历了中国从战乱到和平的历史，他们常说：“‘士为知己者死’。谁真心爱这个国家，谁就是我们的知己。我们虽然不是党员，可我们是共产党的八千子弟兵。”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个人的荣辱成就和喜怒哀乐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已经与党和国家融为一体。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古今成大事业者必经三种之境界”，这三种境界之于无党派人士同样是适用的。我体会，无党派人士这五个字中“士”是核心。顺着“士”的线索，就可找准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志；就会有“独上高楼”的气魄和卓识，就会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宏毅与坚韧，就能静心于“灯火阑珊处”无我的清高和孤独的乐趣。

我的老师翁偶虹先生在教授我编剧技巧时多次说过，“只做成功者谋，莫做成功者望。只有做到‘无我’的努力，才能写出好作品”。记得在组织派我去戏校任副校长，也是我第一次要去做“官”的时候，母亲对我说：“要记住‘公门里面好修行’。”母亲和翁先生的话我终生牢记。那不仅仅是教导我写戏的诀窍，而且是教我做人、做“官”、做事的准则。作为“士”的知识分子，“任事”是社会给了你一个平台，让你去显身手，让你能活得更有价值。其实“任事”的结果既与你有关系，又与你没什么关系。因为个人只是“任事”过程中一个过客。如果在做事之初，先考虑我的功利、得失，就很容易违背规律，步入岐途。我相信只要老老实实循着规律去努力地做，就会有结果。

回望来路，北京戏校副校长的平台让我获桃李满目之喜，文化局副局长的平台使我结交了多种艺术的精英，在德、法、澳、韩、日、埃及、希腊等国的讲台上我传播了中华戏曲，特别是十几次赴宝岛台湾讲学、演出，更让我感到文化是凝聚两岸民心的纽带。2001年我们将革命现代戏《红灯记》带到台北演出了四场，近万名观众满怀热情地观看。演出结束后，观众涌向舞台热烈鼓掌，要求演员再加献唱段，还有观众含着泪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演出前，有记者问“台湾怎么会允许你们在台上唱‘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怎么会允许在台上奏响国际歌？”我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回答：“《红灯记》与《四郎探母》《杨门女将》一样是京剧的经典剧目，皮黄是两岸共同的乡音。虽然两岸政治观念不同，文化认同却是我们相互沟通和理解的基础。”

我是从事中国戏曲专业的知识分子，对于学识和能力我一向不很自信，可是我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戏曲文化却十分自信。唱念做打演的是忠孝仁义，生旦净丑扮的是善恶忠奸。中国戏曲美学提倡“有无相生”的哲学，这使我悟出无党派人士的“无”字蕴含了极其深邃的哲理。在人生的戏台上无论扮演什么角色最终都要卸妆下台的，只有不忘初心，不失本色才活得轻松、活得理直气壮。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可以衍生出大千世界万千物象。“士”无功名利禄之贪，便可生“忧国忘家”之志；“士”无声色犬马之欲，就能入弘毅睿智之门；“士”无结党营私之行，即可赢志同道和之众；“士”无阿谀逢迎之心，才会存清高骨鲠之勇。说到底，作为知识分子的“士”要有登高远视的心胸，“以自昭明德”才可能“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近视者急功快利，就算得意于一时，终难免风吹即朽，成渔樵茶余饭后的笑谈。

作为一个专业型的无党派干部，我从实职管理岗位上退下来快十年了。平安养老，十分惬意。回首修行数十年之往事，虽无自豪之功可以夸耀，亦无愧对后人之歉疚；风烛残年体虽不健，夜半酣睡，却不忧心纪检敲门。我想，无党派的“士”应该有不流于“俗”的清高和心胸，才能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京剧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