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工业大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步伐。

从“一穷二白”到建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为5.42亿，其中农业人口有4.84亿，当时农业和传统手工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接近90%，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印度的一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毛泽东主席如此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份，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以“一五”计划156个重大项目为标志，我国确立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改革开放以后，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工业化的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市场作用、低成本出口导向、建设开放型经济、基于比较优势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70年来，我国工业经济总量不断跃上新台阶，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971倍。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产出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90%，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全部门类的国家；生产了世界上超过50%的钢铁、水泥，60%的家电，70%的化纤、手机和计算机。

“再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所谓“去工业化”是指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就业结构等从以制造业为核心转向以服务业为核心，甚至转向以金融业为核心，同时将低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而自身专注于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使国家经济向“服务化”“金融化”“虚拟化”发展，导致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衰落的过程。而所谓“再工业化”是指一国在对“去工业化”纠偏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重新确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重新确立金融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重新确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过程。纵观世界近现代史，英美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崛起，无一不得益于强大的制造业；反观一些拉美国家，由于放弃了对制造业发展的坚持，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德国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小？盖因德国长期坚持制造立国的理念，在发达国家中德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较高。当前，中国制造业来到了一个重要路口：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31.4%下降到2018年的29.4%。我们要吸取西方国家过度去工业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教训，防范“服务主导论”“服务至上论”导致的经济发展空洞化风险；同时，大力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补齐集成电路、基础软件、关键零部件、核心装备等领域的短板。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力争在一些关键性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动力。我国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较大，发挥地方政府的首创精神，激励地方政府探索区域工业化模式，成为中国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典型经验。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对全国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带动示范作用。在各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园区，通过政策引导聚集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优化产业布局，有力支撑了新型工业化进程。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共同形成了促进工业发展的强大合力。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尊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有效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如同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在今年2月5日发布《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将市场经济原则与积极主动的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已证明是最为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