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亲自倡导并培育起来的富有统战特色的重要工作，也是人民政协各级组织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

■开启人民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959年4月29日，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当天，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特地为年龄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茶话会，发表了倡导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请“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他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周恩来一开始就对人民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他强调，“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他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在成立工作组时，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他的这一倡导得到委员的热烈拥护与响应。

5月12日，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根源、王世英、杨东莼、申伯纯、顾颉刚为副主任委员，王伯祥等40人为委员。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委员会的工作办法，规定任务是计划、组织和推动政协委员和有关人士对于我国的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撰写和研究工作；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文史资料撰述人须是有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人，用回忆录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撰写的事实和内容必须真实、具体，可以个人单独进行，也可以几个人合作，撰写资料主要是自己动笔，自己不能动笔的，可由委员会派人撰写。

随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全国政协开始面向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征集文史资料，从此，征集、保存、研究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为文史资料工作注入“催化剂”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会议审议了《全国文史资料工作概况》《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征集工作的意见》《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等文件，就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意义和作用等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共识。会议提出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创举，通过这项工作，可以为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料来阐明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关于旧中国各方面的历史情况的生动具体知识，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同时，通过这项工作，可以团结全国为数众多的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使他们有比较适宜的工作途径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推动文史资料工作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在总结三年多来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征稿原则、征集史料的范围重点和类型、组稿、审稿等十个方面进行明确规定，奠定了文史资料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和工作方法。可以说，这为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注入了“催化剂”。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稿件源源不断，至1959年底已收到各类资料200多万字，于是在1960年1月编印出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1960年下半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征集出版辛亥革命专题史料，发动在辛亥革命时期具有亲身经历和见闻的各界人士撰写回忆录。至“文革”开始前，全国性文史资料工作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全国政协共征集各类史料约1.1亿字，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征集文史资料约1亿字，编印《文史资料选辑》19种。出版的这些文史资料和回忆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文史资料的“三亲”专员们

在文史资料的征集、保存、研究和出版工作中，有一个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群体，他们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倡导并开展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特殊工作内容，是人民政协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1961年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名称由周恩来确定，其行政关系隶属于全国政协办公厅，业务上接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指导。文史专员的主要职责为：一是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历史资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

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原国民党和伪满洲国战犯。1961年2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首批被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人的情况和安排意见》上批示：“在北京的七人（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第一步一律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从1959年9月到1975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特赦了7批战犯，其中有20多人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们在征集出版文史资料和促进祖国统一工作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些文史专员包括从清朝末代皇帝到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从历史名人之后到重要统战对象亲属等各方面人士。他们大多饱经沧桑、阅历丰富，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多方面的经验与特长，有的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或全国人大代表，在各自所在领域具有较强的社会代表性。

他们大都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历届全国政协领导的关怀和帮助下，先后撰写、征集、审阅、研究、校勘了数以亿字的文史资料和文稿，协助编辑了《文史资料选辑》《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淮海战役亲历记》《辽沈战役亲历记》《平津战役亲历记》等专题史料系列丛书。

他们通过撰写回忆文章，揭示、澄清和订正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杜聿明洋洋洒洒写出的《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邱行湘挥笔而就的《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溥仪出版的《我的前半生》、沈醉著有的《军统内幕》等，一经面世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溥杰、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也都成为畅销读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所言：“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文史专员作为人民政协早期文史资料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独特力量，为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事业从无到有，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硕果累累，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近现代史料库，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本报记者张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