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 

近来，影片《少年的你》热映，但随之而来的，是原著深陷“融梗”“抄袭”的舆论漩涡。无独有偶，第21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古董》因涉嫌大段抄袭网络小说《碎玉投珠》，被主办方《萌芽》杂志社取消成绩，并收回获奖证书。联想过往几年《锦绣未央》等多部文学作品因抄袭而引起的盛大“口水仗”，甚至最终对簿公堂，不禁感慨万千。

回溯众多被曝光的抄袭事件，媒介化语境是其发生的共性前提。在这一语境下，写作的门槛降低，写作人数、作品数量增长迅猛；作者、作品受媒介影响渐深，认为如无充分的媒介传播，很快就会“沉底”；读者化身用户，自带流量，参与写作的可能性增强，等等。由此，人们获取知识的自由度、平等度提高了，文艺文本的获得和传播变得较为容易。通过媒介形成热点、卖点的可能性，更是以几何倍数增长。写作也不再是个人的闭门造车，而成了大家的事。它依媒介而生，触媒介而存，在本质上演化成了动态的社交行为。这虽然为写作带来了诸多便利，却也降低了抄袭的难度。同时，也使抄袭、剽窃等行为更容易被聚焦和曝光。媒介化语境下，写作的公共化、敞开性等特点，逐渐凸显。

而在另一个层面，媒介化语境下写作的跨平台、跨媒介传播特性，以及背后庞大的粉丝群体，使得文学作品极易演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脚本”。《琅琊榜》《后宫甄嬛传》等作品的影视改编，《诛仙》《斗破苍穹》等作品的游戏改编，就说明了这一点。常见的事实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写手，因粉丝的追捧而一朝成名，变得洛阳纸贵。随之而来的，是各类版权开发，以及盆满钵满的收益。这样的市场效益，再加上众多写作平台、媒介等关于福利制度、作家富豪榜、IP榜等的宣传，写作与利益有了更深刻的勾连。写作诉求的功利化成为一种常态，熙熙皆为利来，攘攘皆为利往。问题是，这种功利化的写作诉求，若能与作者的才情相匹配，那么就可以顺势而为，但假如名不副实、临渊羡鱼，就容易出现模仿、抄袭等行为。

媒介化语境下，写作与利益的深度勾连，使得商业写作成为潮流，这虽然为当前的文艺原创打了鸡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艺本应有的崇高与神圣，使得许多人对写作失去了敬畏。对于不少写手来说，写作就是码字，是获取名利的工具。这种“无畏”，使得他们只看到写作的潜在经济效能，而忽略了其“别才”“别趣”特性。于是，由“无畏”而致“无谓”，没有生活积累没关系，模仿、化用就是；没掌握写作技巧也没关系，有各类写作教程和范文，致敬、拿来就是；题材不熟悉也没关系，总有熟悉的，有刻画精致的，拷贝、粘贴就是。当不再心存敬畏，由模仿、致敬就会走向创新的焦虑，直至突破写作底线。

反观我国古代，文艺写作讲究“言志”“缘情”，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需要慎之又慎地对待。谈到写诗，贾岛说自己“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晋书》记载，左思创作《三都赋》时，花费了十二年来构思；柳宗元自述，作文时“未尝敢以轻心掉之、以怠心易之、以昏气出之、以矜气作之”；曹雪芹写《红楼梦》，则是“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凡此种种，皆是这种文艺精神之体现。对大多数古代文人而言，写作是虔诚的志业。拥有神思与灵韵，从“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与口”，既需要“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更需要“心斋”“坐忘”“用志不分”，对写作保持敬畏之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了现实的面向、敬畏的态度、严谨的诉求，这些古圣先贤的写作，才有着恒久的穿透力，从而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维度中，建构起自我的经典性。而那些失掉敬畏之心，有抄袭、剽窃行为的作者，则会被冠以“文抄公”之名，背负起写作伦理的刑罚，断送自己的前途。

因此，站在当下，今古对照，面对不断被曝光的抄袭事件，我们固然要寻绎其发生的原因，看到其背后的媒介生产逻辑，对抄袭行为保持警醒，但也没必要过分紧张，对原创的前景充满怀疑。在正视媒介深刻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应该通过何种办法，来更好地提升创作水平，孕育更多的精品力作？个人认为，舆论引导、制度规范等都比较关键，但最重要的，是作者德行才情、理论素养的提升。这一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的总结，即致虚极、守静笃、远功利、知敬畏、富学识、练词藻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媒介时代，使写作真正有根可依，为未来经典的产生奠定基础。（周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