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一版标准像为摹本的画像挂上天安门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了向胡乔木建议，由新闻摄影局专门为毛主席拍摄一张正式的标准像，向国内外发行。这样不仅能保证国内许多重要场所和会议上悬挂毛主席像的标准一致，同时也在国际上树立毛主席的新形象。

拍标准像最好到照相馆去拍摄，因为照相馆里的灯光照明条件好。但在新旧政权更迭之初，国内局势复杂，出于安全考虑，毛主席不能外出到照相馆拍摄照片，为此中央决定由新闻局派摄影师到中南海为毛主席拍标准照。

中央新闻局经过研究，派出了齐观山、陈正青、郑景康、侯波四位摄影记者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毛主席政务繁忙，只能抽出一个小时拍摄。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光线等客观条件的原因，4位摄影师拍出的照片都不是很理想。

这次拍摄可谓“出师不利”。怎么办？萨空了把陈正青找来商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在摄影局找一位摄影后期加工制作技术顶尖的同志，从毛泽东现有的照片资料中挑选并制作出一张毛主席标准像。

“陈石林同志能担当此任。”陈正青向萨空了建议道。萨空了当即拍板：“对，让陈石林来制作毛主席标准像。”

陈石林何许人？为什么萨空了和陈正青两人都倾向由他来制作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

陈石林192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曾就读扬州中学，后因国事纷乱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15岁时，他在扬州的一家照相馆里打工。在这里“偷艺”学会了冲洗胶卷、修片等技术。他带着“偷”学来的技术，先后来到南京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和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深造。在这里他有幸接触到了欧阳予倩、高岭梅、赵家禹、舒绣文、顾而已等摄影界、电影界名流。在香港，陈石林不仅提高了摄影技术，还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49年，年仅20岁的陈石林就担任了台北市国际艺术人像公司工作部主任，与我国摄影界泰斗郎静山先生一起共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正是用人之时。陈石林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假道香港回京。在香港滞留期间，他从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那里得到一张由徐肖冰拍摄的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窑洞一起研究作战计划的电影拷贝。这张电影拷贝让陈石林激动不已，因为在香港还没有一张毛主席像。陈石林要用这一电影拷贝制作出一批毛主席像在香港发行，让香港同胞一睹毛主席的风采，也算是向新中国诞生献上的礼物。

冲动即刻变成行动，陈石林和大光明电影公司的两位同事沈克定、盛家骥合作，开始了毛主席像的制作：修改，翻拍，再修改，制成负片后再冲洗放大，一批层次丰富、画面清晰的照片被制作出来。照片随后被分批送到香港九龙的各家书店，很快售罄。这次制作，不仅让陈石林向新中国献上了一份贺礼，同时也为他后来制作毛主席标准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陈石林到北京后，分配到中央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从事修版等技术工作。当新闻摄影局将制作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的重任交给他，他在激动和自豪的同时，也感到巨大的压力。要制作出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的毛泽东标准像，既需要真功夫，更需要对毛泽东的了解，为此，陈石林扎进了资料图库，把所有与毛泽东相关的工作照、生活照、团体照、个人照全都看了一遍，然后精挑细选。再将精选出来的照片，一张张地进行揣摩和研读。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主席第一幅标准像即从这张合影中“抠”出来的。

最终，陈石林将目光定格在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与部分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合影照上，其由陈正青拍摄。拿着这张照片，陈石林向局领导汇报。经局领导同意后，陈石林便开始了加工制作。

陈石林首先将这张合影中的毛泽东主席单人像从其第三颗纽扣以上进行裁剪，放大成12英寸照片，然后将毛泽东主席左侧后面的人头像修去，再对毛泽东主席像的面部、头发、衣服等处加工修饰。在制作中，为了能突出毛泽东像面部影调的层次，陈石林选用了几种不同反差的相纸，运用遮光技法，制作出十多张不同反差的12英寸照片。在反复比较中，选出了一张面部光影层次丰富、布幕背景明亮的照片，翻拍成6×4.5厘米的底片，放大成标准照。这张毛泽东主席标准像，形象大方，和蔼可亲而又不失庄严。有关领导阅后非常满意，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后，新华社很快就向国内外公开发稿，同时大批量洗印。

当年印刷发行的毛泽东第一版标准照达2000多万幅，发行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中国成立50周年发行的新版百元人民币，2000年10月发行的20元面值的人民币，它们正面毛泽东头像，都是以这第一版毛泽东标准像为摹本雕刻成凹版印出来的。

与此同时，参与毛主席画像任务的画家们，便以毛主席第一张标准像为摹本，绘制出第五版毛主席画像，于1950年国庆前夕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幅毛主席画像的绘制者仍是辛莽、左辉、张松鹤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