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春  天津市宝坻区政协委员、区政协研究室主任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逗留多次了，想专门写点东西，就给我的母亲。母亲这辈子很不容易。

我的母亲李玉芝生于1937年2月16日，今年87岁。最近三年身患重疾、瘫痪在床，不能开口讲话，不能主动进食，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无奈被我们送去康复医院进行“全护”，但她仍然顽强地活着。在我看来，她的这种“活”已全无任何质量，纯粹是在为我们这些家人与晚辈而活着。正是应了冥冥之中那句老话：妈还在，家就不散。

母亲出生于宝坻西南一个叫作庙辛庄村的中农家庭。“中农”是解放初土改时村里评定的成分，而母亲出生时，家里起码算得上“地主”。据母亲回忆，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是爷爷（即我的太姥爷）当家主事，太姥育有三男两女，其中母亲的父亲（即我的姥爷）行大，是个大家庭。当时母亲年纪小，只记得家里常年使着一个长工，农忙季节还要请些短工；还记得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场院，养着三挂大车、十几头大牲畜，就是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在解放初期土改的时候，开明的太姥爷响应政府“愿田运动”的号召，在本地第一个将自家田地“自愿”分给贫雇农，并烧毁了田契，因此一大家子成分定为“中农”。

母亲多次讲过，打小儿起，就知道家里“规矩”挺多。比如，分拨儿吃饭，往往是太姥爷跟她先吃，然后是长工、短工，再后是家里的壮劳力，最后是妇女和孩子们。再比如，说话不能高声儿，不能抢大人的话，等等等等。也许是沾了长门头生的光，母亲小时候不仅享受跟太姥爷一起先开饭的福利，还居然被家里送去读书，直至高小毕业。作为成长在20世纪40年代农村的一名女孩子，母亲真是太幸运了。她曾很得意地告诉我，当年班上总共有20几名学生，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女生！可惜，由于家里管得紧，高小毕业后母亲没能出去工作，但毕竟给她识文断字和知书达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即便现在瘫在床上，还能看看书报、听听戏曲，也算聊以解闷吧。前几年，朋友送我一本《宝坻故事集》，老人家歪在床上、戴着花镜认真看，时不时喃喃着小声儿念出来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母亲是个脾气极好、极有孝心的人。我父亲在平辈中排老末，上边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和母亲结婚的时候，父亲正在西藏当兵，一开始是母亲、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过了几年，陆续有了我大哥、二哥、我……最后是父母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按常理说，父亲有哥们儿好几个，为什么是他们夫妻俩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这事母亲从未讲过。倒是我的伯伯、姑姑以及堂哥（姐）、表哥（姐）们，一提起这事就对母亲赞不绝口，显现出发自内心的佩服，而且愿意与我家来往。其他亲戚无论远近，也都是如此，仿佛母亲身上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母亲天性善良，非常乐于助人。我小时候，生产队还没散，村里从北往南三条主街，后街是第一小队，中街是第二小队，我们前街是第三小队。当年第二小队有个老艾奶奶，独身一人，白发苍苍，拄着拐棍，母亲在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经常领我们去艾奶奶家串门儿，春前秋后帮着拆拆洗洗，入冬前挖菜窖，冬天择菜、生炉子。平时艾奶奶有个头疼脑热，帮忙请个大夫、端水喂药，再帮着做做饭啥的。后来，我们第三小队又有个老刘奶奶，比艾奶奶稍为年轻，头发没有艾奶奶白，脸色倒比艾奶奶黑，也是母亲领着我们照顾了她几年。当然，帮助洗衣做饭喂药以及打扫卫生的事儿，大部分还是母亲做。挖菜窖、择菜以及生炉子这些活儿，却让我们小哥儿几个“包圆”了。再后来，应该是生产队解散那一年，老刘奶奶被出嫁多年的独生闺女接走养老，村里不少人惦记老人留下的三间小屋（其实是屋下那块小小的宅基地）。老人的闺女、女婿亲自到我家，登门向母亲致谢，并诚恳地表示：“那老房子您要是想留，先济着您！”说实话，我家男孩多，确实需要房基地，父亲的意见也是花点钱买过来。但母亲为了避嫌，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事至今在村里传为美谈。

母亲心灵手巧，特别爱干净。小时候我家条件不好，一件衣裳往往是大哥穿新、二哥穿旧，到了我身上就特别爱破。每当这时，母亲总是利索地给我补好。如若破了个洞，就先用线织上，然后在上面缀上大小合适的扣子；如若破了个三尖口子，就先用线缝好，再反复比量着绣个小花朵，小动物啥的；如若一条裤腿儿膝盖处破了，就要在两条裤腿上各打一块同样颜色、同样大小的补丁……在我印象里，衣服破了，母亲从未怨我一句，但是脏了却不行，必须连夜洗净，冬天气温低，就用火烤干。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母亲曾给我做过一个蓝色布书包。当时刚上初中，学校流行蓝色的帆布书包（当时叫“劳动布书包”），我也很想要一个，实在没忍住，嗫嚅着在母亲面前念叨了一句，心里并没抱太大希望。不久，母亲扯来二尺粗棉布，用灶膛里的草木灰煮水染了再反复漂洗，照着样子也给我做了一个，尽管没有人家的硬实，我却敝帚自珍，喜欢得不得了，整整用了三年，两个下角磨破了，也舍不得丢弃，直到我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师范中师班。一开始，那个旧布包还收着，几次搬家不见了踪影。这么多年来，我也曾使用过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书包或文件包，但在我心中，始终比不上那个土蓝色的布书包，俭朴向上爱干净的习惯，也悄然在我身上扎下了根。

母亲仿佛天生是个劳碌命，一辈子辛苦勤劳。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改革进入“双轨制”的时候，很多国营的工厂搞起“多种经营”。趁改革的东风，大哥一开始到北京的一个轧钢厂当杂工，再后靠倒卖厂里的废钢赚了一点钱，还盖起了三间红砖大瓦房。看到大哥“发财”了，有些远的近的亲戚纷纷找上门要跟着干。在大家的撺掇下，大哥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建筑队，像模像样地承包了厂子里的建筑维修活儿，一时间风光无限。可昙花一现，因为赶上“三角债”，虽然活儿干得不少，但就是要不上钱来，也就没有能力再给工人发工资。临过年的时候，工人们已经从原来的“亲戚”变成了债主，一个个阴沉着脸登门要账。当年我刚结婚，连同妻子一块儿把工资拿出来，帮大哥解了燃眉之急。转年开春，年近六旬的母亲从集市上买来一公一母两只小羊，开始了风里雨里的放羊生活。羊长得快，繁殖力也强，不到三年，原先的两只已经变成一群，有四五十只的模样。放羊，不需要很多本钱，但很辛苦，只要能出去，即便刮风下雨也得去。别人放羊只拿个鞭子，母亲还要背筐带镰，为的是在放羊的同时割草拾叶，带回家晒干攒下来给羊当饲料。又过了两年，靠着全家共同努力，特别是母亲放羊、卖羊的加持，我家不仅替大哥还清了拖欠的工资，还为他续娶了新媳妇。替大哥还账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没有埋怨、只有付出，没有牢骚、只有行动，给全家人树立起坚韧不拔、勤劳智慧的榜样。

母亲这一生，遭受过沉重的打击，经历过种种磨难。最让她痛心而无奈的，至少应该有三件事：第一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从西藏当兵转业到青藏公路管理局的父亲已经退职回乡四五年了，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村里的“造反派”，于是有人罗织罪名，先诬父亲私藏手枪，然后就是强行抄家，瓷器给砸了，字画也烧了，屋内地面、院子里挖了个底儿朝天，连树上的鸟窝、墙角的耗子洞都掏了，折腾溜够最终连枪毛儿也没有。“造反派”心有不甘，把父亲押去办“学习班”，成天组织群众进行批斗。当时，母亲一个人上要照顾古稀之年、身体多病的公爹公婆，下要照看挨肩出生、嗷嗷待哺的三个小孩（大的不过五岁、中间三岁、最小的我不足一周），还要记挂争强好胜、虎落平阳的丈夫，并按时给他送饭。现在想想，母亲那时刚接近三十岁，一个年轻的妇道人家，遇到那种磨难，处境有多难？心里又是啥滋味？但母亲居然把这一切都忍了下来。多年后，父亲去世，有一次我和她闲聊，提到当年被抄家的事，追问有什么好东西被人家掠走了，母亲淡然说道：“咱家趁啥呀，有几张破旧字画，你爷爷平时不舍得挂，得过年过节再摆出来；有几对掸瓶掸罐，听老辈人说是前清时候的，有的掉了耳朵，有的底儿都漏了；有一包子藏红花，够个四两半斤吧——都不是啥值钱的东西呀！”对那些东西，不知道母亲是真不懂，抑或是根本没放在心上，也许是两者同时都具备的缘故，母亲提起来轻描淡写，过眼云烟一般。而有个小物件，母亲倒是记得甚是真切。她当时沉住话头儿，像突然发现什么宝物似的，欣喜而又有些遗憾地感叹道：“噢，倒是有个好东西！——你爸爸有个戳儿（即印章），是犀牛角做的。你大哥一岁多时闹哮喘，请多少个大夫也治不好，眼瞅着要没命，大夫说那是个大凉的东西，用剪刀从上面刮下来一些碎末，和在水里给你大哥喝了，倒是真管事！”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的眼神是十分得意的，嘴角微微翘起，笑意暖在心头。再问起那戳儿的下落，母亲却平静地说不知道谁拿去了，说的时候已经没有特别的不舍与稀罕。其实，母亲能够特别地记起那个戳儿，只是因为它曾治愈过儿子的病，救过儿子的命，仅此而已！母亲还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想想过去卖力抄家的那几个人，后来没有一个过上舒心日子。XXX，打了一辈子光棍儿，闹肺病吐血而死；XXX，生了一个闺女两个儿子，本来挺可心，闺女在服装厂打工，半夜骑车回家，让大货车撞下道沟就没气了；XXX，参军入伍，在部队还带了家属，女儿天生眼睛不好，又生个小子，先天呆傻……”语罢，母亲连声长叹、满脸悲戚，从内心深处同情起那几家人来。

第二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唐山大地震以后，即1976年夏秋季节。大地震时，尽管震中是唐山，但也波及到天津市区和宁河、宝坻一些地方。由于我家老屋过于陈旧，自然给震塌了（还好没有砸伤人），一家人住了很长时间的“地震棚”——用几根木头绑个架子支起来，上边堆上熟秸，地下铺上麦秸，有条件的外边罩上塑料布，没条件的就用炕席围上，周遭再拿绳子一捆，就成了简陋的居所。我们几个小孩子，开始住的时候还觉得很新奇，几天过后，又热又挤蚊子又多，简直受不了。好不容易捱到秋后，老房子修好，一家人满心欢喜地搬回老屋开始新的生活，新的不幸又忽然降临：父母唯一的女孩，我那长相俊俏、聪明伶俐的妹妹患上脑膜炎（当时农村叫“大脑炎”），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发烧，后来送到医院已经被耽误。刚住院时，不知道是用了大量药物的原因，还是回光返照，妹妹还在病房里给大家表演节目，第二天却突然昏迷以至不治。记得父母从医院回来，陪着去医院的三姨、三姨夫哭成了泪人，我们也吓得哇哇大哭。母亲反倒十分平静，只是轻声细语地告诉我们：妹妹没了。接着就劝慰起三姨、三姨夫来。虽然母亲未在我们面前哭过一声儿，但头上的白发猛然多了起来，几天之内一下苍老了许多。当年，母亲不到四十岁。从那时起，不论是家里人谁病了，包括她自己，母亲最怕的就是去医院！年轻时我不明白，现在想来，实际上母亲不是怕，而是在那里伤透了心，伤心欲绝呀！

第三件，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已经实行了几年的“包产到户”，村里各户逐渐富裕起来，甚至出现了“万元户”。于是，那些曾经因为成分高、家庭或身体条件差些的大龄男青年，纷纷说上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等外地的媳妇。当然，作为这种婚配的女方，有的是家里太穷讨个饭辙，有的是因为逃婚，也有的是来骗婚，甚至有的竟然是人贩子拐卖而来，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因此，这种婚配方式不是十分稳当，基本上不扯（也扯不了）结婚证，只是非法同居，处在民不举、官不纠的尴尬地位。我大哥当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尽管家里成分不是“地富反坏”，但毕竟“文革”中受到冲击，家里哥们儿多、条件差；他本人个子又矮又瘦，眼看快三十了，还没说上对象。儿子娶不上媳妇，当最着急。在明知没把握、父亲又反对的情况下，母亲义无反顾、千方百计托人给大哥提了亲，借钱把我大嫂——一个身材高挑、五官清秀、快言快语，只是肤色略微显黑的外地年轻女子娶进了家门。后来知道她是广西人。在我的印象里，大嫂乖巧能干，到底因为什么远嫁北方，至今也没弄太清楚。在我家过活的那一年多里，她不讲究吃、不讲究穿，经常跟着父兄们下地干农活儿，炕上地下的活儿全拿得起，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特别让人欣慰的，是她跟全家人都合得上来，相处得非常愉快。当然，最开心的还是母亲，在她的潜意识里，是老天爷把前几年夺走的独生闺女又给她还回来啦！可惜好景不长，转年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一个操着外地口音、面色黧黑、略显狰狞的中年汉子闯到我家来要人。大嫂告诉我们：来人是她的继父，去年想把她强迫许给当地一个有钱的拐子（瘸腿的残疾人），她不愿意才跟着同乡逃到北方。大嫂的继父有些狡黠，能说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但跟大嫂交流中，却一直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从语气、表情我们也猜到：中年汉子叫大嫂跟他回去，大嫂拒绝。按当时的情形，如果我家里把大嫂硬扣下来或者转移到别处躲起来，她继父人生地不熟，只能“空手而归”，何况又是大嫂本人不愿意跟他回去！但母亲天性善良，见不得别人一点儿悲苦——正是她老人家让大嫂给老家写信告平安，才把她的继父招惹而来。所以，当大嫂的继父软硬兼施，哄骗大嫂先到老家取户口，再回来正式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大家子谁都不信，包括大嫂在内，但唯独母亲宁可信其有，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地劝大嫂先跟继父回去，大嫂既不点头也不否定，只是嘤嘤地哭个不停……就这样，一段并不合法、短暂而充满温馨的婚事，黄了！其实，在继父找上门来的那几天，大嫂就陆续把用过的被褥拆洗一新，穿过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临分别的时候，她把头上的一个紫色塑料发卡摘下来，放到母亲手里让她收好，说很快就会回来。直到那时，母亲终于再也忍不住她的眼泪，一把把大嫂搂在怀里，久久不愿松开，直到那个男人把大嫂拽走。那天上午，母亲在村北的大道口，望着那两个愈走愈远、最终消失的背影，站了很久很久……

除了小时候，母亲在晚年也享受到了她的幸福时光，最惬意的当数卧床不起之前的几年。2015年，宝坻城区改造开始大规模拆迁，我的老家有幸列入其中。最初许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个别的还当上了“钉子户”。母亲却欣然接受，以至于我们一大家子在村里签协议时是头几户。由于拆迁，哥哥、弟弟家需要租房，为了不让母亲来回奔波，我和妻子商量，抓紧装修了城里的楼房，专门辟出一间给母亲住，还特地请了一位保姆大姐，上下午陪她遛遛弯儿、聊聊天儿，中午帮她做饭、陪她吃饭，平时帮她洗洗澡、洗洗衣裳啥的；晚上，我和妻儿下了班，老少三辈四口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作为失地农民，政府给上了养老保险，还有租房补贴，母亲还是老军人遗孀，政府有补助，加起来每月收入接近五千。在我供养她那几年，这些钱我一分未动，全部给她存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那段日子里，母亲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笑不拢嘴儿……说实话，让母亲晚年快乐，过得舒心，是普天下儿女共同的孝心与愿望，而这个孝心与愿望，是党和政府帮着我更好地实现了。母亲甚至曾说：“按理说，我这几个儿子都不错。但儿子再好，也没共产党好！”

母亲实在是太平凡了，如同大漠里的一颗沙粒，只是芸芸众生、千万母亲中的普通一员。正是像母亲一样普通而平凡的母亲们，用善良、俭朴、智慧、勤劳与坚忍哺育了亿万子女，汇成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滚滚向前的正能量。现在，我的母亲瘫痪在床已经两年有余，面对她的病症，我们做儿女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但愿她仍继续活着——哪怕真的已完全没有任何质量！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怀疑：我是否太过自私？竟然无数次地祈祷母亲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甚至不再奢望她活得有多好，惟愿她活着，活着就好！

有她在，家就在！

有妈在，儿子就还能经常去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