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周素园的亲笔信

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勃沙特在云南富民离开红军。

红军长征期间，曾在贵州转战5个月零8天，革命活动遍及68个县（市）。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的社会结构，红军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和革命思想、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支持、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尊重关爱宗教人士，壮大了革命力量、传播了革命火种、保存了红军实力，为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为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弄染结盟”

红军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签定的首个政治盟约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黎平后，毛泽东嘱咐红军战士，必须与各民族建立亲密的关系，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1935年1月后，针对云贵川三省多民族的特点，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等文件、文告中强调“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对于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在生活上、政治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插云南，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进入安顺的民族地区。其中，进入六马一带的是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委。

红三军团计划横渡北盘江，快速转战云南，争取更多时间寻求战机，六马地区的弄染寨是通过北盘江渡口的必经之路，由布依族领袖陆瑞光带领的地方武装控制，寨中有200多户千余人口。陆瑞光爱憎分明，仗义疏财，凡是起义反抗军阀官府的农民首领，都愿意与他合作。以陆瑞光为首，卢云奇、曾云清和王禹先被称作镇宁、关岭和紫云等县有名的“四大天王”，一旦需要，陆瑞光可在短时间内招集几百上千人的队伍。

为尽快通过六马地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到弄染寨会见陆瑞光，向他介绍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反动军阀的罪恶统治。陆瑞光曾听说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还善待百姓，专为穷苦大众出头，但因长期遭受贵州反动军阀的压迫欺骗，他对外来武装仍有强烈戒心。陆瑞光几经试探发现，红军首长待人亲切诚恳，并非国民党宣传的红眉毛绿眼睛；红军部队纪律严明，进寨后全坐在院坝里，一律没有进入民房。在打消顾虑后，陆瑞光安排杀猪宰羊，热情接待并促膝长谈。陆瑞光诉说了当地各族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彭德怀及杨尚昆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告诉他要警惕反动派阴谋，加强民族团结。红军的政治主张和陆瑞光心中的理想图景不谋而合。

4月16日，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与陆瑞光在弄染寨签订“反蒋作战协定”，史称“弄染结盟”，这是红军长征中与地方少数民族签订的第一个政治盟约，也是红军“争取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事件之一。

关于陆瑞光与红军结盟一事，中央档案馆还保留着当年彭德怀、杨尚昆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如下：“军委：……沙子沟周围百数里，有夷（布依）兵约千，有师团营组织，一首领名陆瑞光，我们已与其订立协定：反蒋（介石）、王（家烈）、犹（国材）国民党及苛捐杂税。留有一批伤病员，赠步枪廿六支，并留有一批工作员。……彭、杨。1935年4月16日17时30分。”《彭德怀年谱》亦有记载：“沙子沟周围数百里有少数民族武装千余人，有师、团、营组织，并订有作战协定，他们反对国民党军及苛捐杂税，我军赠送给他们26支枪，并留一批工作人员开展该地工作。”

陆瑞光与红军结盟，比红军与小叶丹结盟还早1个多月。4月17日清晨，红三军团离开弄染寨向云南疾进，陆瑞光号召全寨村民尽量提供补给，带着几十名部下亲自护送到乐纪坡顶，并赠送大米、布匹、川盐、鸡蛋、草药等物资。

肖华将军回忆，“弄染结盟”使得红军快速顺利通过该地区，安全渡过了北盘江。正是由于红军争取了陆瑞光等人的合作，为红军争取了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的战机，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牺牲。

通过“弄染结盟”，陆瑞光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首领转变成了革命者，他带领布依族群众同党和红军生死与共，结成了反抗反动军阀的命运共同体。1936年底，四川军阀杨森率军进入贵州，并在安顺驻防。杨森以“迎接红军过境和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陆瑞光，随后诱捕卢云奇、曾云清和王禹先，并血洗弄染寨。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陆瑞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937年春，杨森将陆瑞光等“四大天王”杀害于贵阳市八角岩，陆瑞光牺牲时年仅36岁。镇宁、关岭、紫云等地的各族群众为怀念陆瑞光，曾作有一副楹联：“紫云缭绕江龙腾飞瑞光三千里，白水澎湃陆马奔驰天祥一万年。”

红军在贵州民族地区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当地布依族群众在中共党员傅以平、陈汉民带领下，掀起“六马暴动”，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1947年，成立“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安顺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授陆瑞光为革命烈士。

周素园

随红军长征的辛亥革命元老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渡过乌江天险，攻占黔西、大定、毕节。“进城之初，有的基层干部不明情况，看到一座古旧宅院，料想是地主之家，便带人进去‘打土豪’，不料却在书架上搜出好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书上密圈细点，说明都经书的主人仔细读过。他们奇怪了：‘地主还读马列？’便把情况向上汇报，我马上派人把这家主人请来相见。他就是周素园。”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为《周素园文集》所作的序中回忆。

周素园是贵州“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黔省第一报人和新思想的播火者”。他1879年出生于贵州毕节，是前清贡生。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

在问及读这些书和留下来的原因时，周素园答道：“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之后，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邀请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利用其在滇、黔一带的影响和威望，写信给滇军上层的龙云、孙渡、鲁道元等人，希望他们不要与北上抗日的红军为敌。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周素园协助红军发动组织群众，短短10多天，在毕节、大定、黔西建立乡农会30多个，扩充红军5000余人。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任弼时、贺龙和萧克等人认为，周素园已57岁，身体病弱，跟随红军远征，一路枪林弹雨，恐怕吃不消，但又不宜留在毕节，准备送他去香港治病，给党做统战工作。周素园坚定地表示：“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贺龙深为感动：“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1936年3月10日，周素园随红六军团四处转战，开始了历时9个多月、艰险而光荣的长征之路。他渡过金沙江天险、翻越四座大雪山、穿越原始森林、过草地时因断粮靠啃草根度日，年近花甲、身着长衫的周素园已然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风景。

在甘孜，周素园见到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的通电，以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名义，撰写并由红军电台广播《对李宗仁元电广播稿》，批判了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希望李宗仁等能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周素园奉命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在过草地时，贺龙专门让警卫员跑远路，为他送去一小袋酥油烙和青稞饼。

12月2日，红六军团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周素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接见和亲切长谈。毛主席曾多次写信并看望周素园，称赞他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却是正式红军。

周素园在《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中说：“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的部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驻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

在延安时，周素园的足疾复发，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贺龙、萧克十分关心，让他们的夫人蹇先任、蹇先佛常去看望周素园，帮他缝补浆洗。周素园很是内疚，觉得自己成了“坐享优待”的累赘，于是动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做统战工作的念头，并将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他回信：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毛泽东信中对周素园极为尊崇，关怀备至，周素园非常感动。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携毛泽东、朱德致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亲笔函离开延安。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以八路军高级参议身份广泛开展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代理四川省主席邓汉祥向延安汇支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他受到云南龙云和其他上层人士欢迎，介绍朱家璧等一批云南进步青年赴延安学习，还为八路军募得急需的两万盒云南白药，运往抗战前方。周素园这些革命活动，受到云贵当局警告，被迫回原籍“养病”，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艰苦度过11个年头。

1949年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二野向大西南进军，周素园不顾年迈虚弱之身，担任毕节县和毕节专区支前委员会主任，为人民解放军筹措入川粮秣，写信争取在黔国民党将领刘鹤鸣、罗湘培等起义，专员廖兴序，县长吴庭芳、谢德光等亦相继投诚。贵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将周素园接到贵阳，任命其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1年10月，周素园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朱德、周恩来和萧克等老朋友接见了他。令周素园最为激动的，是11月3日下午两点，毛泽东单独接见并与其亲切交谈40分钟，结束后，毛泽东送他一匣海南岛特产燕窝，亲自送他至大门外院并目送他上车。

1954年，周素园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并担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

1958年2月，周素园病逝于贵阳，享年79岁。

《神灵之手》

外国传教士勃沙特出版首部红军长征著作

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在黄平旧州返回镇远的路上，与一位外国传教士不期而遇。当时，中共中央发出命令：所经之处一律取消外国传教士及传教活动，严查以传教士为名义进行间谍活动外国人。因此，红六军团扣留了这位叫勃沙特的瑞士传教士。

勃沙特戏剧性地卷入红军长征队伍，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转战川、鄂、湘、黔、滇，1936年4月11日，在红二、六军团即将北上川康时，红军决定释放勃沙特，至此，他随红军长征已18个月。

1936年8月，勃沙特在昆明写完《神灵之手》一书，并于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他以亲历者的视角告诉人们：“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神灵之手》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出版，是首部向西方披露红军长征的著作。

书中反映了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的诸多重要事件，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袭占旧州后，在教堂找到一张外文贵州省地图。军团长萧克请勃沙特翻译。勃沙特写道：“房子里已生起一堆炭火，这时年仅25岁（应为27岁）的萧克将军把我叫去，请我为他译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他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萧克回忆道：“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32开本，只能看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勃沙特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在描述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纪律严明时，勃沙特由衷赞叹：“他们的确不畏艰苦，不知疲倦。”“看到他们那惊人顽强的斗志和毅力，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在勃沙特眼里，红军队伍纪律严明，在随红军躲避空袭隐蔽到果林中时，他说：“树上柑子满枝，因未查明是地主还是老百姓的，红军命令不许摘。”

在谈起红军政治思想教育特色时，勃沙特写道：“我们再次看到那些红军战士是多么勤奋。在这里，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这些身着破衣草鞋的年轻战士常常围绕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在那些油印的出版物中，不乏对事物认识的真知灼见。”

勃沙特称赞红军帮助贫苦群众：“红军对穷人很好，在艰苦的征途中，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们。”“我们来到一个土豪家宿营。这里的一切，马上成了红军的财富，他们拿走了一切用得着的东西。然后熟练而有条理地召集穷人将谷仓的粮食分光。”

在讲述红军的人道主义时，勃沙特道：“开始时，卫兵推我拉我，打破行军队列帮助我，这样我好不容易才没掉队。”“后来，他们带着两个人和一副担架告诉我，只要我走不动，他们就抬我。”到了宿营地，“红军为我单独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艰苦环境中，勃沙特时常患病。红军请来中医为他治疗：“卫兵拿着他给我开的药方抓来了药，用药罐熬成浓汁，让我服用。”红军还总是尽其所能对勃沙特的伙食住宿给予照顾，条件允许时，他能享受每天四个鸡蛋或四分之一磅肉的特殊伙食标准。

勃沙特感慨：“我就是这样在被迫中一点一点地认识了共产主义，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

4月11日，在云南富民县，萧克亲自告诉勃沙特被释放的消息：“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不公平对待中国，没有租界，我们决定给你自由。”红军还特意为勃沙特开具通行证，以保障他可继续留在中国，萧克设宴为勃沙特饯行，亲自为他做自己的拿手菜粉蒸肉，还邀请周素园、王震等人作陪。王震和颜悦色地对勃沙特说：“当你向报纸介绍时，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为了穷人，而不是像一些人诽谤那样的普通土匪。”

后来，勃沙特仍在贵州的贵阳、盘县、遵义等地继续传教。1951年冬，勃沙特夫妇离开盘县到老挝传教，在巴色居住了15年。勃沙特的妻子去世后，他定居英国曼彻斯特，1993年去世，享年96岁。在勃沙特夫妇要离开中国时，他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正如勃沙特诗里所写：“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同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致公党贵州省委会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