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激化：蒋介石黯然下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依托长江构筑所谓“第二防线”，竭力阻挡解放大军南下。

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加紧接触一位重要人物——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他的抉择悄然影响了局势的走向。

起义的历史背景

张轸在北伐时期转战南北，参加过台儿庄会战，后在国民党内部历经多次倾轧，对国民政府腐败专制早已失去信心。

张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与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私交甚笃，而且他最欣赏的两位部下——周保中、程烈，都是共产党员。抗战初期，张轸在豫北师管区司令官任内，曾聘请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代表朱瑞和唐天际，对其部队进行游击战术训练，讲解群众工作。

张轸还与当时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有过频繁的联系，并通过王阑西、刘贯一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为新四军提供经费和部分枪支。

1939年，张轸到重庆任职，在地下党员李世璋的安排下，他先后与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见面，从而对共产党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评价。

我党对张轸的争取

张轸的处境及动向，引起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开封工委的密切注意。

从1947年冬开始，他们通过开封地下党结识了张轸的大女婿张尹人（中共地下党员），并建立了工作关系，对张轸进行劝导。同时，1948年7月中旬，经张尹人夫妇帮助，分别与张轸手下的政工处长、旅长们个别接触，向他们分析战争形势，宣传我党政策，为争取张轸起义作准备。同时，还通过张世佛认识了张轸的第三夫人徐开敏，委托她劝说鼓动张轸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于是，张轸认为迫蒋下台和促李宗仁上台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对起义之举冷淡下来。就在张轸的态度出现摇摆波动之际，中共方面及时加强了对他的争取工作。

李世璋向张轸转达中共中央的回复说：可与中共中原局和中原解放军直接联系。这是张轸首次得到的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内心非常重视。他马上吩咐张尹人，约中共代表速来信阳。

城工部开封工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敬之到张轸的公馆里进行会谈，张轸表示：“我是要起义的，对起义万死不辞。”接着他提出了起义的条件，方敬之对张轸提出条件未置可否，只是耐心地给他讲解我党的政策，指出方向，希望他认清形势，早作抉择。

同时，周恩来同志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周士观同河南省政府秘书长罗震的关系，催促张轸起义。罗震转告张轸：“经理说，先行动，其他条件好商量。”周恩来是张轸素所敬佩的人，他的话对张轸有相当的说服力。

1949年2月，中共地下党积极做张轸亲属和亲信将领的工作，强调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起义。张轸和徐开敏每天晚上都收听共产党的广播，中共中央公布战犯名单后，他对徐开敏说：“共产党对我还是友好的，我也杀过共产党，可并未把我列入战犯。”徐开敏乘机对他说：“这是争取你，信任你，你应该赶快行动。”

同时，张轸阅读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时，写下了“这一点合乎中山先生的意见”“这是中山先生的主张”等许多眉批，表明他在思想上对毛泽东的理论产生了共鸣。手下的几位亲信旅长也都明确表态，决心随司令官起义。

白崇禧设下鸿门宴

1949年5月中旬，白崇禧忽然在武昌小东门的“剿总”司令部“请”张轸前来“共商大计”，并故意出示“国防部绝密电报”，欲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加以要挟或扣留。张轸却老练地借口“去办事处打电话”，趁机逃离武昌。

短短数小时后，白崇禧派宪兵与部队查堵，意图先行围歼“十九兵团”，自己则加紧实施向南撤退的计划。

张轸侥幸脱身后，飞车直抵金口，与辛少亭、鲍汝澧、张玉龙等人决定：不再犹豫，立刻发起起义。此前与解放军江汉军区约定的起义暗号“55555”随即在电台中传遍各师营；士兵纷纷扯下国民党帽徽，左臂扎上白布，敲响起义之鼓。

紧跟着，鲍汝澧师、张继烈师、涂建堂师等部在贺胜桥、马鞍山、曾家店一带与白崇禧麾下的桂系精锐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短兵相接。激战一昼夜后，白崇禧为避免“全军被围”，不得不仓皇弃武昌南撤。

5月15日，张轸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并上报中共中央、毛主席。毛主席获悉后欣然称赞，认为此举对当时尚在观望的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有重要示范作用。

（摘自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湖北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编辑《湖北经典原创统战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