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先生之墓（摄影 林硕）

司徒美堂于1868年出生在著名的侨乡广东开平，1955年因脑溢血在京病故。尽管美堂先生辞世至今已70载，但其事迹并未随时间而消散，作为华侨楷模，时刻激励着后辈，致力为公跟党走，侨海报国建新功。

“毁家纾难”

美堂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爱国侨领，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894年，豪侠仗义的他在波士顿又建立起安良堂（隶属致公堂），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以维护华侨和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为己任。1905年，“安良总堂”在纽约成立，司徒美堂成为堂首，日后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担任安良堂法律顾问长达10年之久。

尽管身在海外，但美堂先生无一刻不心系故土。辛亥革命期间，他鼎力支持孙中山先生，出钱出力，不计个人得失。抗日战争爆发，美堂先生振臂高呼，调动一切力量支撑祖国抗战。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先生目睹日军侵华恶行，号召华侨“毁家纾难”“一致团结，出财出力来援助祖国抗战”。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毅然辞去所有公私职务，投身“华侨筹饷总会（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的工作，往来奔走于美国、加拿大、古巴、巴西、秘鲁等国，宣传抗日，号召募捐，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抗战期间，共募集了约330万美元。司徒美堂始终与宋庆龄任主席、廖承志任秘书长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着密切接触，通过这个组织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香港脱险

1941年12月初，古稀之年的美堂先生归国途经香港，未及离开，太平洋战争已爆发，香港随即沦陷。日本特高课头子矢崎胜彦‌‌知其威望，遂将司徒美堂扣留软禁，游说、胁迫其出面组织所谓治安维持委员会，并担任会长。

美堂先生大义不屈，最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与儿子司徒柱化装离港，以老迈之躯翻山越岭，经深水埗、何东村，最终在澳头与前来迎接的中共东江游击队员汇合，又经过多个秘密联络站抵达韶关，换乘火车至桂林，继而飞往重庆。对于这次营救，司徒美堂表示：“在他最危难的时刻，共产党向他伸出了关怀的双手，可谓患难之交，终生不忘。”

美堂先生抵渝的次日，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到饭店看望这位华侨耆宿，还特意为他带去《新华日报》；数日之后，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红岩村）为美堂先生举办了欢迎茶话会。周恩来在欢迎词中高度评价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忱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作的卓越贡献，还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使美堂先生对祖国的抗战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通过这次会见，司徒美堂确信“共产党人正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1943年初，美堂先生返回美洲，在南北美10余国华侨中广泛宣传祖国抗日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后，国外侨胞积极支持祖国人民反对内战，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司徒美堂不惧怕蒋介石的威胁，拒绝出任伪国大代表。

1947年，司徒美堂在中国致公党三大后途经香港，与陈其尤、陈演生等同志有较多接触，对致公党三大恢复党组织表示支持。在1948年底，先生返回美国，作《答客问——号召美洲致公堂诸兄弟》数则，开宗明义就是：“号召我美洲致公堂诸兄弟一致加入中国致公党，集中力量，共同努力。”

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4月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一起，发出“五五通电”，响应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6月9日至10日，又单独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五一口号”。9月，司徒美堂在香港建国饭店7层的航空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10余家报社记者发表国是主张，响应“五一口号”。

1949年8月应毛泽东主席电邀，81岁高龄的司徒美堂先生回到北京。先生归国之初，毛主席盛情邀请其一叙。出于安全考虑，当时毛主席并未住在北平城内，而是暂居西郊香山双清别墅。山路崎岖难行，考虑到老先生已年过八旬，毛主席特意让工作人员将一把藤椅加工改造成类似滑竿的“轿子”，抬着老人家进山。做好之后，毛主席还坐到上面，检验是不是牢固稳当。就这样，司徒美堂乘坐着特殊的“轿子”，终于来到双清别墅，被毛主席搀入客厅之中，共商国是，这就是著名的“坐着‘轿子’上香山”，传为美谈。

不只在去双清别墅的路上，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考虑到美堂先生年高足跛，行路多有不便，也指示政协大会秘书处为老先生特制藤椅代步，由工作人员抬着至中南海的会场。美堂先生感动至极，还专门拍摄坐在藤椅上的照片留念。

投身建设新中国

作为美洲华侨的代表，司徒美堂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当日，司徒美堂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晚年撰文谈到了当时的感受：“我还能看见中华民族有昂首挺胸的这一天，使人吐了一口憋在心里几十年的‘弱国之民’的闷气。”司徒美堂满怀着毕生爱国的报国之心，带着美洲华侨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

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仍怀着极高的参政热忱，举凡重要会议，坚持天天出席，不迟到、不早退。他曾说：“如果说过去八十五岁糊涂了，我愿意丢掉六十年，用一个二十五青年人的心。在毛主席领导下再做点工作。我认为我这样做，做得很好，没有违背良心。”

1950年5月4日，司徒美堂致信友人，与美洲同胞谈论国事，言及自己的学习心态以及汲取新知的渠道，“住居北京期间，获聆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及各首长的宏言说论，更使我的思想认识大有进步，许多明白的问题弄得贯通……学到了东西使人愉快，知道了问题，也愿常常与朋友讨论，互相切磋，使自己更加受益。”

1955年5月8日，一代爱国侨领司徒美堂溘然长逝，享年87岁。在他脑溢血前的两小时，还关心着我国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周总理从印尼万隆会议归来后，闻听噩耗即赶往司徒宅，与美堂先生作最后的告别。新华通讯社当晚向全世界发出了讣告，并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周总理还派专人专机将美堂先生家属接来奔丧。5月10日，首都各界人士700余人在中山堂公祭司徒美堂，仪式庄严肃穆。周恩来总理主持仪式、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致悼词。最终，司徒美堂先生的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朝阳区青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