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爷爷是香港资深报人、《大公报》前总经理尹任先先生。在近半个世纪里，他回淮安家乡8次，每次都落脚我家。其余都是通过书信联系，家书多达200余封。

他在2005年临近春节时写回的家信中说：“两岸今年有包机开放，方便台商在内地工作，春节可搭乘包机自京沪穗中转香港返台度春节，对他们方便不小，希望促进双方合作，完成统一大业。”

他对亲属和晚辈严格要求，鼓励上进。我公爹尹文杰从事商业工作，他经常在信中提要求“学会经营和管理，要稳步向前，切勿好高骛远，特别是搞企业，更要稳重”。当听到公爹当选为江苏省淮阴市第二届人大代表的消息后，于1988年除夕来信说：“你能够担任市人大代表，是因为你工作有了成绩，获得人民信任所致，望继续努力，作出更好成绩。”在他的严教下，故乡淮阴的亲属，这些年来，没有人向地方政府提出过什么要求，他们都秉承简朴家风，低调做事、稳重做人。他对晚辈寄予厚望，2004年10月29日来信中非常谦逊地说：“……经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教诲，获得寸进，然资质太差，愧乏贡献，引以为憾，期望我家后起者能发挥才智，多作贡献！”在我的儿子出生时，他还给这位重孙寄来育婴费，并要求好好培养。

2012年10月四爷爷在香港溘然长逝，香港《大公报》给予极高评价：称其在大公报服务逾半个世纪，一生爱国爱港，勤奋工作，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认为其为人谦厚，光明磊落，乐于助人，扶掖后进，深受同人敬重。

每次整理四爷爷的家书，捧起的是他一份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每次拜阅四爷爷的家书，我的心灵都会受到涤荡。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淮安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民进淮安市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