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郑英耀在出席活动时公然宣称，由于目前台湾与大陆所谓的“紧张关系”，现阶段“不鼓励，甚至是禁止与反对”台湾大学及中小学学生到大陆交流。由此可见，民进党当局赤裸裸地将两岸教育交流政治化操作，将两岸正常的学术交流污名化为“统战宣传”，这不仅是对两岸教育交流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台湾青年发展权的粗暴践踏，更是民进党当局系统性“去中国化”表现的最新升级。

教育交流始终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岸青年联系的重要桥梁。2024年，即便是两岸关系复杂严峻，众多两岸教育交流活动依然在多地举行。如，在台北举办了“海峡两岸教育科技创新峰会”、在湖北举办了海峡两岸青年东湖论坛、在四川举办了“蜀沃千里・相约同行”暑期台湾大学生中华文化研习营等，两岸青年峰会亦在北京举行。这些活动涵盖了科技、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体现了两岸青年交流的全面、深化发展。2024年，马英九两次率大九学堂青年学子来大陆参访，为两岸青年搭建沟通桥梁；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则率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奥运“六金王”马龙，2020东京奥运会射击冠军杨倩等36名师生赴台回访，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将两岸青年交流提到了新的高度。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公然违背两岸人民“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妄图以政治手段阻隔两岸青年交流。今年2月20日，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宣布禁止岛内高校与华侨大学、暨南大学和北京华文学院等三所院校的学术合作项目，停止双方课程互认及师生互访。2月28日，郑英耀再次宣布，为保护所谓“科研关键技术”，禁止台湾高校与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大陆高校的合作交流。

教育的核心在于“拓展视野、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包容心”，跨境交流更是激发两岸青年多元思考的重要途径。台湾学生赴欧美、日本或东南亚交流固然可增见识，但大陆与台湾文化同宗同源、一脉相承，本就应成为台湾学子交流的首选。再者两岸青年交流是促进文化认同与民间互信的天然纽带，无论如何，政治干预都不应成为阻碍学生互相交流和共同成长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因政治考量将教育交流贴上风险标签，将“统战”概念延伸至学术与文化领域，徒增学生与学校的法律与舆论压力，妄图制造“寒蝉效应”，阻断诸多台湾学子的求学和发展之路，其本质最终伤害的还是台湾青年人。

■ 政治操弄：“台独”意识形态化与灌输化

郑英耀选择在此时发表限制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的言论，一方面是呼应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路线，配合台陆委会的一系列动作，试图从教育领域入手，强化“去中国化”，减少台湾学生对大陆的认同感和亲近感，将台湾青年的思想观念向“台独”方向引导；另一方面，随着大陆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台湾学子看到大陆广阔的发展机遇，积极赴大陆求学、实习、工作。民进党当局对此深感不安，担心两岸教育交流加深会使“台独”在台湾青年群体中失去市场，所以通过郑英耀之口，利用行政手段干预教育交流，以维护其“台独”意识形态在年轻人中的地位。

从郑英耀的言论中不难看出，作为台教育部门主管，他深知教育在塑造青年价值观和民族认同方面的关键作用，因此企图通过限制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切断台湾青年与大陆的文化、情感联系，阻止他们对大陆的深入了解，从而强化在教育领域“台独”意识形态。另外，其不仅针对大学层面的学术交流、学生交换项目，还企图将触手伸向中小学阶段，这也正是将“去中国化”从大学学术层下沉至基础教育层的标志性动作。郑英耀之流试图让台湾学生接受“台独”教育的洗脑，从小培养他们对“台独”的认同，进而实现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政治目的，为“台独”分裂行径奠定思想基础。

■ 法治破坏：法律的附庸化与工具化

教育沦为意识形态的傀儡，法治也沦为政治工具。郑英耀禁令的荒诞性，是民进党“去中国化”政治工程对台湾法治根基的系统性破坏——这种意识形态的疯狂渗透，将直接导致治理逻辑的撕裂。

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明确保障民众行动自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亦未赋予教育部门禁止交流的权力。台湾学生作为台湾民众的一部分，其选择到何地进行学习交流，属于个人行动自由的体现。但在“台独”政治挂帅下，郑英耀竟以“避免统战”为由，公然突破法律边界，声称“不鼓励，甚至是禁止与反对”台湾学生到大陆交流，这一言论直接侵犯了台湾学生的行动自由权利，人为地对他们的求学和交流选择设置障碍。这种“政治凌驾法律”的病态操作，使得行政命令架空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法治社会来说起到了相当坏的阻碍作用。

更讽刺的是，台当局一面限制学生赴大陆交流，一面却对美军“驻台协训”大开绿灯，其“法律工具化”的双重标准，彻底坐实“为政治私利践踏程序正义”的本质。民进党当局这种“以言代法”的治理方式，既凸显出台当局决策的随意性与法治精神的缺失，又表明教育政策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易导致学校与师生陷入未来“政治牺牲品”的困境。

■ 文化自绝：学术干涉与认同危机

政治操弄的制度性后果，最终沉降为台湾青年的发展重负。郑英耀禁令以“意识形态安全”之名行“权利剥夺”之实，既是民进党“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绑架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破坏法律程序正义的直接投射，或给台湾青年制造不可逆的成长创伤。

一是学术自由的行政性绞杀。教育部门对交流项目的粗暴干预，暴露出“台独”意识形态对学术自治的吞噬。以“安全评估”的行政干预为名，实为通过程序失序实现思想控制——表面上是对交流渠道的限制，深层却是对一中认同的预防性清洗。

二是文化认同的代际性断裂。民进党当局系统性“去中国化”政策，正在制造新一代的认知割裂。从中小学“东亚史与中国史切割”的课纲修改，到大学“两岸交流黑名单”的公开限制，这是试图将台湾青年的文化根系从中华文明土壤中连根拔起。郑英耀禁令，正企图通过进一步切断教育交流纽带，完成对“天然独”世代的塑造，其对民族认同的长远伤害，堪称“文化台独”的系统性尝试。

由此可见，郑英耀禁令是“台独”势力破坏两岸关系的最新例证。其背后折射的，是台当局为巩固政治私利而不惜牺牲青年发展、撕裂社会共识的短视与疯狂。历史终将证明，任何逆潮流而动的行径都将被时代抛弃，而两岸教育交流的大势，正如国台办发言人曾多次强调的，是“压制不了、阻挡不了”的。

综上，两岸教育交流不能少，不能停，更不能断。无论如何，青年交流是两岸交流得以持续开展的基础，是两岸青年增进共识、加深理解的必要之举。如今，越来越多的两岸青年已经意识到交流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愿意到大陆深造发展即是最好例证。但无论如何，两岸教育工作者与青年学子应秉持理性与良知，共同抵制政治对学术的侵蚀，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