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各地报纸的社论大都署有作者的名字，但张季鸾自1926年11月7日接办新版《大公报》起，即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写社论概不署名，以示社论乃代表报馆发言，并非个人主张，此后各报纷纷效法。张季鸾身体力行，在《大公报》上写文章从不署自己的名字，并使之成为定制。

1935年1月17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我们有什么面子？》，文中写道：“我们从在天津办报以来，因力戒个人卖名的恶习，报上作文字，不惟（唯）不署名，并且不涉及作者个人的一切，现在《大公报》仍然守着这个习惯。”他指出：“记者要存大我，而忘小我，忘小我始能不慕虚荣，始能不避权贵，而主持公道。《大公报》社论向不署名，亦欲避名就实也。”

张季鸾从1911年担任《民立报》编辑，1926年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及社论主笔，到1941年病逝，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为时评、社论，可以说，《大公报》的大半社论出自他一人之手。

张季鸾的社论选题范围广，从百姓疾苦到政府腐败，从时局变化到前方战事，从国内事变到国际形势，几乎均有涉及。他“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针砭时弊、议论国是，代民立言，论事析理、入木三分，不偏不倚、独立不羁，以鲜明个性彰显出“文人加报人”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