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英文打字机已经普遍应用，而中文只能靠人工誊抄，很影响记录效率。一次课后，他拦住外籍教授追问：“为何现在汉字如罗马字那样便利了？”老教授掏出银质字母尺比画，告诉他：“文明需要合适的工具。”这个比喻深深地打动了他，周有光决心改变现状。

20世纪30年代，周有光在银行工作时，他的西装口袋里总揣着自制卡片。算盘声停歇的间隙，他便记录方言发音，用自创符号标注声调。就连在汇丰银行金库清点银圆，他也对着保险柜编号思索——字母与数字的组合，正是简洁的符号系统。

1948年底，周有光与妻子张允和游历欧洲。在大英博物馆里，他抄录希腊文字和古埃及文字，试图解读象形文字意义与结构；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他同时调阅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文献；在意大利庞贝古城广场的商城里，他淘到19世纪语言学家手稿。归程行囊里，整箱各国字母史料格外沉重。

1954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整个世界的字母情况，周有光整理20载积累，出版了专著《字母的故事》。在第二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本在后排记录的他，因“注音符号存废”之争被点名。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开辟了一条坦途。

后来，周有光担任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研究室主任，并参加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我国汉语拼音发展贡献了毕生力量，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