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吴稚晖选择栖身于重庆上清寺73号。这里是一家小杂货店的后进，一间斗室，屋子窄小得如同船篷。一张板床紧挨着小书桌，铺着蓝色布被，硬枕头扔在床头。桌角堆着写好的对联，墨迹还未干透；吃饭、睡觉、写文章、待客，全在这张板床上完成。夜晚，墙角那只马桶便成了他解决内急的器具。

然而，就在这局促空间里，吴稚晖却活得稳稳当当。他郑重地在墙壁上贴了两个大字：“斗室”。篆体字苍劲有力，墨色沉着，像一块镇纸压住了斗室里的所有飘摇。政府念及他的劳绩，特地在牛角沱对岸山上，为他建造了一座环境雅致、设施齐备的专用宿舍。派专人请他乔迁，吴稚晖听了却摆手一笑：“猪圈里住惯了，若放进洋房，倒要生瘟病了！”

吴稚晖不仅安住于这陋室，更欣然提笔，为它写下一篇《斗室铭》。他蜷起腿伏在板床上，墨色在纸上一字字铺展：“山不在高，有草即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毋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写至“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他肩膀耸动，无声而笑，笔尖却不停：“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窗外车声嘈杂，他笔走龙蛇续道：“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煤，东倾扫荡盆……”最后，他略略一顿，墨迹酣畅地写下：“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搁下笔后，他独自默坐片刻，随即又大笑起来。（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