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尤

陈其尤曾任中国致公党第五、六届中央主席，在其革命生涯中，曾经有过两次身陷囹圄的经历，是一位颇具传奇的历史人物。

广州起义中：死里逃生

1892年陈其尤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陈姓望族，当地以陈姓家族为核心形成名为“东笏社”的宗族势力，因此虽然早年丧父，但在东笏社的家族荫护下，陈其尤依然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19岁时的他接触到了邹容的“革命军”小册子，读得热血沸腾，思想上逐渐转向进步。

1911年正月，刚满20岁的陈其尤离开家乡，赴广州博济医学堂学医。博济医学堂几经变革，现为中山大学医学部，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学府，1886年孙中山也曾在这里入读学医，并开始革命运动，自称“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以医术为入世之媒”。因此博济医学堂不仅开创中国西医教育的先河，名医辈出，同时也是反清革命思想的“鼓吹之地”。

毫不意外的是，陈其尤在这里加入了同盟会，义无反顾地走上推翻清廷这条“逆天改命”的道路。

加入同盟会的当年，陈其尤就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

虽然刚刚入会，但陈其尤年轻肯干，革命热情极高，颇受起义领导人的器重，被委以重任——率一队起义军进攻广州警察教练所，不仅如此，在即将行动的前一刻，起义指挥机关还将位于西湖街始平书院的炸弹枪械储藏所交给他管理。

由于起事仓促、计划不周，起义很快就遭到镇压而失败，陈其尤这一队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就遭到清军包围。陈其尤趁乱逃脱至学府街的广府学堂，躲进寄宿生宿舍，可第二天还是被全城大搜捕的清军搜到，旋即遭到逮捕。

清廷官员一连审问数日，陈其尤一口咬定自己是学生，坚称只是来此躲避战乱，恰巧被捉。而此时学堂里早就空无一人，也没有人能来指认，幸好当初为了行事方便，还没有剪掉辫子，不想这时竟成了“护身符”，再加上陈其尤本身就是地道的广东人，清廷官员实在找不出什么瑕疵，只好放人。

获释后陈其尤迅速离开广州，前往香港。

驻港期间：创办“致公俱乐部”

1912年满清政府被推翻，民国建立，陈其尤“以有功民国名义，资送出国”，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政治。

1916年，陈其尤毕业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粤军司令部以及福建、广东等处任职，直到192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成为致公党香港分部负责人。

1925年中国致公党在旧金山成立，香港设立“致公俱乐部”作为支部，陈其尤为创办人之一。1931年致公党二大在香港召开，陈炯明被选为总理，标志着致公党的领导机构从海外转到中国。1933年陈炯明病逝，致公党一时没有接任的领导人，领导机构由中央干事会维持，这时陈其尤进入中央干事会，参与党务工作，不想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发报人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曾是陈其尤在北伐时期粤军里的旧相识，此时正在江西围剿红军。这次邀请陈其尤赴南昌，打算在南昌行营给他安排个官职，主要目的是想利用其在粤港以及海外的人脉关系，笼络陈济棠等南方军阀势力，好进一步稳定南方，解决后顾之忧，顺便争取更多的海外支持。

陈其尤宦海游历多年，深知其中利害，也深知蒋介石“为人阴鸷”，所以力辞不就。蒋介石强留不住，又不愿轻易放手，最后让他戴了个“驻港代表”的头衔返回香港。

抗日战争期间：揭发贪腐

陈其尤对权贵家族劣迹深恶痛绝，几经权衡，还是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借转交专电的机会，向蒋介石“实名举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港倒卖军火、侵吞大量回扣等倒行逆施，揭发其大肆贪腐、大发国难财的种种行径。

举报的结果毫不令人意外——蒋委员长把举报信交给了被举报人孔祥熙，孔祥熙见信大怒，以辞去财政部部长、公开国府丑闻相要挟，要求严办陈其尤。于是，为了掩人耳目，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要陈其尤速来汉口议事。陈其尤冒着被日机击落的风险，坐飞机抵达汉口，结果一到汉口就遭军统特务扣押，彻底失去自由。

蒋介石派人到汉口，对陈其尤威逼利诱，要他主动撤销揭发，保证不得向国外散布不利于所谓“党国”的消息。陈其尤不为所动，在得知香港的妻子郑洁贞也遭到特务的恐吓监视后，“一时大受刺激”，给蒋去了封长信，痛责蒋的无耻无信无义。

不久汉口陷落，陈其尤被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继续囚禁，事后多年才得知，当时关押在一起的还有杨虎城，两人相距咫尺而不知。

身困重庆期间：倾向共产党

1941年，随着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形成，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发生逆转，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当初囚禁陈其尤主要是担心他揭露党国内幕，影响国际观瞻和国际援助，现在基本没有了这个担忧，于是，在不明不白地关押了三年之后，陈其尤被释放。

由于再次拒绝了蒋介石许以的要职，获释后又被列为监视对象而移交到陪都重庆，仅被允许在市区范围内活动，只能说比软禁稍好一点。身困重庆的陈其尤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读书看报，其间接触到很多“共产党书报和毛主席言论”，思想上开始倾向共产党。

司徒美堂受蒋介石邀请访问重庆时，专门与陈其尤会面，两人在恢复致公党活动等方面达成共识，司徒美堂支持陈其尤尽快回香港，“召集海内外同志复员致公党”。就在这时，陈其尤偶遇在重庆挂牌行医的黄鼎臣，而这次相遇才真正开启了恢复致公党的活动。

其实历史上黄鼎臣的身份还比较特殊，他早年留学日本，很早就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上海因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捕，出狱后由于联系人叛变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动地成为一名“党外人士”。在重庆行医期间，黄鼎臣还兼任《新华日报》社、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等处的“医药卫生顾问”，事实上在为重庆中共地下党工作，直接受周恩来领导，而他在重庆最大的贡献就是结交陈其尤，促成致公党与共产党的联系，并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帮助恢复致公党的活动。

正是起源于这段经历，黄鼎臣日后也成为致公党的领导人。

1946年年初，陈其尤设法从重庆脱身，回到香港，与黄鼎臣、伍觉天等一道整理党务，接受中共华南局连贯、许涤新等人的直接指导，筹备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带领致公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党史委成员、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