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贵州省建设厅成立重安江工程事务所，准备在重安江修建3孔跨径各12.5米的石拱桥。1938年3月24日，北京大学学生钱能欣作为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成员前往云南昆明求学时途经重安江，他看到：“重安江上有铁索桥，上铺木板，宽丈余，为行人骡马交通要道。公路通车后，另架设临时木桥，以便车辆驶行，新的石桥正在建筑中，不久便可完成。”（钱能欣《西南三千里》）谁知到了春夏之际，深水挖基困难，围堰几经冲毁，石桥建设停滞。

1938年12月2日中午，冯玉祥将军在检阅部队、督练新兵时，来到贵州黄平，从地方官员口中了解到，当地正在筹建美国“飞虎队”飞机场，但在重安江修建的石桥可能无法满足抗战的需要，而且工程由于经费不足而停工。

冯玉祥一直把重安江修桥之事放在心上，回到重庆后协调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下拨银圆10万元，委派著名桥梁专家、交通部技正茅以升到重安江现场勘察设计，确定在旧铁链桥下游约20米处修建1孔35.6米半穿式钢桁桥。同年冬，西南公路运输总管理处成立重安江桥工处，派工程师陈万恭负责施工，于1939年10月建成通车，取名“凤麟桥”。

在抗战期间，军队与外援战备物资源源不断由滇缅公路经贵州晴隆境内“史迪威公路”，过此凤麟桥到达湖南芷江机场和长沙等前线，西迁的机关、企业、学校师生、逃难的百姓也沿着这公路不断地撤退往西南大后方。该桥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长沙会战、衡阳会战、常德保卫战、雪峰山会战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贵州省黔东南州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