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一体化与信息革命浪潮交汇，全球金融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异彩纷呈，线上化、普惠化、数字化、智能化特点突出。目前，中国已成为金融科技发展速度最快、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各类金融科技企业积极出海。”6月21日，记者从深圳市福田区举办的“新形势下金融科技出海的机遇与挑战”专题研讨会获知上述信息。据悉，此次研讨会由深圳香蜜湖国际金融科技研究院与数字金融合作论坛联合主办。会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原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代表课题组发布课题报告《我国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现状、挑战及建议》。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四清等多人出席会议。

中国金融科技出海机遇难得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指出，我国金融科技出海已具备良好基础。从业务范围看，金融服务走出去要求金融科技出海。从技术性能看，我国金融科技的技术实力已得到实践验证。金融业应用技术改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拓展和加深。从支持业务创新和发展看，我国金融科技在促进金融业务创新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从国际影响看，我国信息技术发展已经逐步赢得国际认可。特别是随着DeepSeek的兴起，我国人工智能在全球竞争中取得突破。

“中国金融科技出海机遇难得，表现在四个方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副会长、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慎峰进行分享：一是全球金融普惠化、智能化升级浪潮持续推进；二是《数字经济伙伴协定》（DEPA）助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三是中国金融科技成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合作样板；四是中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导向不变。

中国电信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电信集团原总经理邵广禄则提出，我国金融科技出海主要经历了业务探索期、技术输出期和生态发展期三个阶段，当前正处于生态发展期。他认为，技术领先、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等因素，推动着我国金融科技出海模式升级，从一般的产品/服务出海，到技术转移，再到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他指出，我国金融科技出海呈现以下新趋势：一是新技术升级，云计算技术和AI技术为金融核心系统深度赋能。二是针对区域市场差异化开展布局，东南亚是主要市场。三是手机银行等成为金融科技企业出海的重要突破口。四是中国金融科技出海进入深度布局阶段，更多主体加速开拓海外市场。

金融科技企业出海需制定长期战略

“得益于工程师红利和教育红利，我国包括移动支付等在内的金融科技已相对成熟，智慧金融也在走向国际前列。当前，国内市场一片红海，国外部分市场遍地黄金，对腾讯而言，出海更多是满足企业发展需要的重大战略。腾讯积极响应政策号召，推动金融科技、云服务、影视、游戏等全方位业务出海。”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除宏观环境外，金融科技出海还要关注目标地区的市场规模、增长潜力、业务匹配性、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是否形成技术标准和跨境信任机制等微观因素。

华为公司副总裁、数字金融军团CEO曹冲指出，华为出海最初是基于发展的需要，包括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和更多元的全球人才。在形成一定国际竞争力以后，华为积极利用自身全球化平台、品牌和销售服务能力，帮助众多中国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去，发扬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在此过程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后盾和保障。他认为，金融科技出海需要制定并坚持长期战略，还要真正做好本地化，组建本地开发团队，深入研究区域需求，逐步构建本地化原生方案。

深圳华锐分布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邹胜重点分享了华锐技术助力中资金融机构全球化的“陪伴+赋能”发展策略。他指出，华锐技术紧跟中资金融机构全球化布局，通过构建高性能、高效运营的系统与平台，以陪伴式服务赋能中资金融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他认为，当前金融科技出海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全球市场具有较大规则复杂性与监管差异，而国际领先企业经验丰富、理解深刻，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品体系。对此，我国企业要发挥技术优势，加速产品研发与市场适配节奏，积极应对出海挑战。

壹账通金融科技（香港）有限公司CEO金新明则分享了壹账通出海思路与其“业务经验+技术方案”双轮驱动的对外输出模式。他认为，金融科技企业出海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选择，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一是技术研发要有全局视野；二是本地化经营要适应当地监管要求和业务需求；三是强化人才多样性，有效结合中国和其他区域人才优势；四是加强产业链协同出海、抱团出海、借船出海，形成生态竞争力。

香港可为金融科技出海提供助力

李东荣认为，金融科技出海不可避免地面临不同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监管差异、汇率关税等不确定性因素和挑战，需要提前关注并做好谋划。他建议从四方面深入思考、扎实推进。一是“实力为王”，利用国内平台不断夯实技术基础，提高核心竞争力和专业服务能力，推出既满足国际监管要求，又符合国际客户需求的金融科技产品。二是“合规优先”，要强化合规能力建设，妥善应对合规风险。既要国内合规，也要国际合规。三是“生态构建”，要因地制宜，着力搭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生态。四是“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金融科技出海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涵盖跨境信贷、跨境投资、跨境支付、跨境数据流通等系统配套的服务支持政策，并采取必要的资金安全保障措施保障资金安全。

张慎峰也指出，中国金融科技出海充满多重挑战，包括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干扰、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跨境监管严格、出海成本较高、技术迭代压力与系统稳定性等。他建议，从全面深化国际合作、强化合规风控建设、优化本土经营战略、融合实体抱团出海、优化出海地区布局、构建综合生态协同、强化国际人才培养等方面综合施策，助力中国金融科技出海。

“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出海主要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商业选择，通过国际化获得更多市场空间、提高自身发展效率、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等。”河北源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旭建议，金融科技企业出海可以以香港为起点，稳扎稳打，逐步拓展至东南亚，最终打入欧美市场。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科技创新界）邱达根指出，香港能在多个领域帮助企业出海：一是标准，香港可通过无人驾驶、医药审批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助力企业出海；二是资金，香港资本市场降低上市门槛和减少审批时间，帮助科技企业募资；三是人才，香港正在吸引国际人才回流，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四是国际招商，香港可帮助内地科技企业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五是出海服务，通过举办博览会、组织赴东南亚参展，助力企业出海。他提出，我国已走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企业，但仍然面临过度竞争困境，如何将资金投到最有效的团队和公司，可能是未来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关键。（记者 陈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