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下我国创新发展的底层逻辑正经历深刻变革，从算力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底座，到创新周期从“大国崛起”迈向“强国建设”，再到主要矛盾从“有没有”转向“强不强”，时代之变对创新范式提出了全新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科技局原局长王桂林长期从事科技管理工作，他深入剖析了我国创新发展面临的三大“关键变化”，并基于此提出重塑“人才驱动、企业主导、社会涌现”的创新范式，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思路。在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如何在变化中把握机遇、重塑创新生态？本文的思考或能为政协委员履职建言、社会各界凝聚共识提供有益借鉴。

△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围绕“主动健康”课题，王桂林到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调研。

我国创新发展面临三个“关键变化”

生产力核心技术

从“网力”变为“算力”

当前，人类社会生产力历经“马力革命”“电力革命”“网力革命”后，正迎来以算力为底座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与前几次工业革命单点技术突破不同，人工智能凭借“跨模态自组织”学习能力，已在制造业、医疗、金融等领域引发链式反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引发劳动工具的蜕变，带动提升劳动效率，产生更加多样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同时促使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实现快速进步，最终形成符合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把握链式变革机遇，加快发展以算力为基础的新质生产力，必须尽快对生产组织方式和过程作出调整，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创新历史周期

从“大国崛起”变为“强国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路径，建成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3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6%。但对标世界科技强国，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占比（2022年6.3%，美国17.6%）、顶尖学科数量（ESI前1%学科数仅为美国的41%）等方面仍有差距。

随着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国际竞争已从地缘政治博弈转向技术主权争夺——美国将1300余家中国科技企业列入限制清单，欧盟推出“芯片法案”欲夺回20%全球产能。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必须强化源头创新：如华为2023年研发投入1615亿元，占营收24.5%，在5G芯片领域实现从设计到封装的全链条突破；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实验室自主研发“九章三号”，实现255个光子操纵，算力超越谷歌超导量子计算机100万倍。唯有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全周期通道，才能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质变。

创新主要矛盾

从“有没有”变为“强不强”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了“两弹一星”等关键技术“从无到有”的问题，但当前面临“科研产出规模扩张”与“转化效率低下”的结构性矛盾。

人才与专利错配：80%的高层次人才聚集在985高校，而80%的有效发明专利归属企业，形成“智力在高校、转化在企业”的割裂。如某985高校近三年申请的2376项专利中，仅12%实现产业化，而华为等企业专利转化率超60%。

成果与需求脱节：90%以上的发明专利因缺乏市场导向成为“沉睡专利”，某省科技厅调研显示，高校专利中仅5.7%符合产业实际需求。

教育与实践割裂：工科教师中90%以上缺乏企业工作经验，导致高校培养的工程师难以适应产业需求。某汽车制造企业反映，应届工科毕业生需18个月岗位培训才能胜任智能产线操作。

这种矛盾致使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40%，远低于发达国家60%的水平，我国亟须通过“人才跨界流动—企业需求牵引—生态协同支撑”破解转化堵点。

△2024年4月11日，王桂林带领广州二十多家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赴东莞XbotPark机器人基地进行实地调研与交流，深入探讨成果转化、创业孵化方面的经验做法。

在变化中把握机遇，必须就创新范式转变形成共识

重塑人才驱动创新范式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青年人才是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能动主体，其成长于技术爆发时代，具备“数字原生代”的天然优势。如杭州“六小龙”企业中，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1986年生）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使大模型训练效率提升20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1993年生）开发的UnitreeGo1机器人，全球消费级市场占有率达45%。这类青年人才兼具科学家的严谨思维与企业家的市场嗅觉，能在AI、机器人等交叉领域实现突破。但现有培养机制存在明显短板：某调研显示，72%的高校未开设“技术商业化”相关课程，89%的科研团队缺乏知识产权运营能力。因此，需构建“学科交叉培养—产业实践赋能—创业生态孵化”的全链条机制，如上海科技大学设立“创新与创业学院”，要求学生必修“技术转移”“商业画布”等课程，并与商飞、中芯国际等企业共建28个实践基地。

重塑企业主导创新范式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在降低创新链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深圳“六个90%”模式证明：90%以上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研发机构、人员、资金集聚企业，90%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这种配置使深圳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56.8件（全国平均39.6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从经济学视角看，企业通过“需求端识别（如宁德时代预判动力电池需求）—技术端整合（联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攻关固态电池）—市场端验证（配套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闭环，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需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创新决策中的主导权，如德国“工业4.0”计划中，西门子、博世等企业牵头制定70%的技术标准，政府仅提供政策框架支持。

重塑生态支撑创新范式

畅通源头创新路径

杭州“六小龙”的爆发式成长，本质是“雨林型”生态的产物——如同亚马逊雨林通过多层次植被系统实现养分循环，创新生态需具备“基础研究土壤（高校院所）—技术转化阳光（孵化平台）—产业雨林（龙头企业）”的立体结构。以波士顿创新生态为例，MIT提供基础研究支撑，Draper Fisher Jurvetson等风投机构注入耐心资本，谷歌、微软等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形成“0—1—10—100”的创新裂变效应。我国需针对创新链各阶段特征精准施策：

0—3阶段（基础研究）：既要像“嫦娥探月”那样目标导向攻关，也要如“悟空”卫星般支持自由探索，美国ARPA-E模式证明，对“高风险高回报”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可使技术突破概率提升40%。

4—6阶段（成果转化）：需包容失败，以色列“YOZMA计划”通过政府承担40%投资损失，撬动社会资本对早期项目的投入增长6倍。

7—9阶段（产业化）：需让市场主导，如德国汽车产业通过“隐形冠军”企业集群，实现技术迭代与市场拓展的自循环。

重塑创新范式，推动“两创”融合发展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强化青年人才驱动

构建全周期政策支持体系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设立“青年创新人才专项”，整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科技部“青年科学家项目”等资源，形成“启蒙（中学科创营）—培育（大学创新实验室）—实践（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创业（天使投资对接）”的支持链条。

实施“青年人才薪酬倍增计划”

强化各类科技创新政策向企业人才倾斜，借鉴广州市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育体系“启航—续航—领航”计划，针对在企业中从事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的青年博士人才，给予“阶梯式”财政资助，保障其收入水平与高校院所博士持平，甚至更高，并引导全社会给予企业青年人才更多荣誉和认可。

创新融合实践培养模式

借鉴欧林工学院“工程实践贯穿四年”的培养理念，推行“1﹢3”学习模式：1年通识教育﹢3年跨学科项目制学习。例如，北京理工大学与华为共建“智能系统创新学院”，学生需完成“5G基站能耗优化”“自动驾驶决策算法”等真实产业课题。同时推广“双导师制”，如西安交大与陕鼓集团合作，企业导师（高级工程师）与学术导师（教授）共同指导研究生，使课题转化率从29%提升至67%。

重构创新价值评价体系

建立“三维度”评价机制：

学术维度：基础研究项目考核“论文他引率”“专利被引频次”，如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对超导研究团队，以《自然》子刊论文质量而非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产业维度：技术开发项目考核“成果转化率”“企业新增营收”，某省试点将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50%计入科研人员绩效考核。

社会维度：民生领域项目考核“惠及人口”“社会效益”，如医疗团队以临床治愈病例数作为职称评审重要依据。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主导市场化配置

完善企业参与国家战略机制

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重点领域，推行“企业首席科学家”制度：由华为、百度等企业专家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统筹高校院所科研力量。具体措施包括：

建立“企业需求榜单”制度，如工业和信息化部每年发布100项“卡脖子”技术需求，由企业牵头悬赏攻关，对突破者给予项目总投入30%的奖励。

改革财政科技经费分配方式，2025年起中央财政R&D经费中60%直接拨付企业（2023年为45%），并允许企业自主调整经费使用比例（设备费调整权限从20%提升至50%）。

深化产学研融合创新生态

推广浙江“四链融合”模式：

产业链出题：吉利控股集团梳理出“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关键技术需求，形成包含127项指标的“问题清单”。

创新链答题：政府协调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等7家单位组成攻关联合体，设立5亿元专项基金。

资金链助题：浙江省产业基金跟投30%，带动社会资本投入15亿元，形成“财政资金—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接力支持。

服务链验题：在极氪工厂设立中试基地，通过18个月测试迭代，使电驱系统效率从89%提升至97.3%，最终实现量产装车。

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赋能体系

初创期：推广北京“创新型孵化器”模式，提供“空间﹢导师﹢天使投资”一体化服务，如中关村创业大街每年孵化项目超2000个，存活率达45%（全国平均20%）。

成长期：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加速计划”，如江苏省对入选企业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175%提至200%”等税收优惠，2023年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06家。

成熟期：建立“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库”，对入库企业给予“一对一”战略咨询，如上海市推动商飞与中国航发组建航空动力创新联合体，攻克大飞机发动机关键技术。

构建“雨林型”创新生态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夯实基础研究“土壤层”（0—3阶段）

目标导向研究：参照美国DARPA模式，设立“颠覆性技术创新局”，聚焦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领域，推行“项目经理负责制”，赋予其科研团队组建、经费使用等自主权。

自由探索研究：扩大科学基金“原创探索计划”规模，从每年20亿元增至50亿元，支持科学家“无人区”探索，如资助“人工光合作用”“室温超导”等超前研究。

大科学装置集群：在合肥、深圳等地建设“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创新综合体，如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已支撑发表《自然》《科学》论文327篇，催生23家高科技企业。

培育成果转化“阳光层”（4—6阶段）

耐心资本培育：设立国家“中试基金”1000亿元，对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中试项目提供最高5000万元资助，参考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技术入股﹢利润分成”模式，让科学家持股比例从30%提至50%。

技术转移体系：在高校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配备知识产权律师、产业分析师等专业团队，如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每年促成约200项技术转化，衍生企业年营收超300亿美元。

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政府﹢保险﹢银行”三方共担模式，对科技成果转化贷款出现坏账的，政府承担40%、保险赔付30%、银行自主核销30%，如苏州高新区该机制实施以来，科技贷款不良率控制在1.2%以下。

构建产业创新“雨林层”（7—9阶段）

包容监管环境：对AI医疗、自动驾驶等新业态实施“沙盒监管”，如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允许L4级自动驾驶汽车在600平方公里区域内商业化运营，三年内不进行行政处罚。

企业家权益保护：修订《企业破产法》，增设“个人破产重整”条款，如浙江试点对创业失败的企业家，可在3年内申请债务重组，免除不超过500万元的个人债务。

创新文化营造：设立“国家创新日”，表彰“从0到1”的原始创新者，如参照“图灵奖”标准，对为基础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给予500万元奖励，提升全社会对创新风险的包容度。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 王桂林

文字编辑：王菡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