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的一生与书籍相伴，抄书不仅是其治学的重要手段，更是他深以为乐的事。

在主持编辑《南社丛刻》时，柳亚子主动承担了大量誊抄工作。原因有二：一是社友来稿字迹各异，行书、草书皆有，印刷工人辨认困难；二是稿件用纸大小不一，不便排版，且部分使用精美笺纸，字迹俱佳，直接付印恐被油墨污损，十分可惜。柳亚子便将所有稿件统一誊抄在印刷要求的红格稿纸上（每页24行，每行30字），原稿才得以妥善保存。

誊抄工作虽乐在其中，但也偶遇波折。第五集稿件完成后，柳亚子托付胡朴安转交印刷所，不料胡朴安不慎遗失稿件。柳亚子坚持索赔，但稿件的损失难以弥补，双方僵持不下。幸而同事叶楚伧出面调解，提议由胡朴安接手柳亚子在《太平洋报》的部分编务，减轻其负担，以便柳亚子有时间重抄。柳亚子这才释怀，重拾笔墨。

为了深入研究南明史，柳亚子借到一部内容完备的《南疆逸史》。因版本难得，他不厌其烦地亲手抄录了一遍。由于他搜集南明史料不遗余力，因此常得友人谢国桢、钱杏邨（阿英）等帮助收集或赠予。凡借阅的书，他必亲自抄录副本后方才归还，其中耗费的心力与时间难以估量。

1940年，柳亚子旅居香港，着手编纂百万余字的《南明史稿》。初稿字迹潦草，由熟悉其笔迹的外甥徐孝穆承担了重抄工作，徐孝穆数月内便清晰抄毕。不久后香港沦陷，仓促撤离中，这部珍贵的《南明史稿》未能带出，最终毁于战火，成了柳亚子人生中的一大憾事。（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