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进一步明确战略主攻方向，深化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强化区域协同与资源整合，以更加科学的规划和更加有力的举措，系统推动重大生产力布局的优化调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经历“断链”与重组的深刻变革，发展环境中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统筹优化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生产力布局，不仅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抓手，更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筑牢国家产业安全根基、培育发展新优势与新动能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深刻阐明了生产力布局优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核心意义与深远影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进一步明确战略主攻方向，深化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强化区域协同与资源整合，以更加科学的规划和更加有力的举措，系统推动重大生产力布局的优化调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重大生产力不仅包括传统的制造业、能源产业等国民经济基础性经济部门，还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在技术创新、发展潜力和战略影响上都具有关键作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的现代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产业链虽完整，但关键环节仍存在被“卡脖子”风险，优化生产力布局可强化产业链“多点支撑、多极联动”的产业备份系统，避免“一域波动冲击全局”，增强产业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同时，我国区域发展“东强西弱”的不平衡态势依然明显。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可以有效打破“马太效应”：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仅吸纳了当地劳动力就业，还缓解了人口外流导致的“空心化”问题；另一方面，东部地区通过“腾笼换鸟”聚焦高端制造与研发，实现产业层级的跃升。另外，我国生产力布局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规模轻生态”的结构性问题。优化布局过程中可同步推进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引导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立足新发展阶段，明确重大生产力布局所应遵循的优化原则。首先，坚持要素流动与空间适配相结合。我国要素流动仍存在一些壁垒，一些地方曾经设置地方保护政策，致使某些行业重复建设；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限制；资本要素由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低于东部地区。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布局，统一市场规则，破除障碍。其次，坚持创新驱动的核心地位。生产力布局绝不是简单地将低端产业进行平移，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更需要注重技术迭代与人才引育的协同推进，通过制度性干预打破空间锁定，推动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实现分工协作在更广域范围内的重组融合，推动“转移即升级”，从而达成“整体高效增长”与“差距合理收敛”的统一。另外，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协同。生产力布局需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拉郎配”式行政干预。市场决定要素流向，政府则通过制度供给弥补市场失灵，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公共服务落差，通过“飞地经济”政策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推动中西部碳排放权、绿电交易等新型要素市场建设。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是一项精准施策、多维突破的系统工程。首先，构建梯度转移新机制。重点发展“飞地经济”，探索“三位一体”推进体系，中央完善跨省利益共享机制，对产业承接地给予税收分成；地方政府破除招商壁垒，共建产业承接示范区；行业协会制定产业迁移指南。其次，强化创新网络协同布局。实施大科学装置“西进计划”，建立“东部研发﹢中试制造”体系，通过空间重组打通创新链堵点至关重要，中西部地区应重点培育“内生型集群”，避免“移植型集群”水土不服的问题。再次，强化创新驱动与数字赋能。优化布局战略科技力量，持续推动科技资源“西移”；设立新质生产力培育基金，支持中西部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县域数字经济产业园，推广“数字化﹢特色产业”赋能模式，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进一步健全制度保障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区域发展共同体”。借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经验，试点实施“新质生产力优培计划”，完善生态补偿等制度创新，为生产力布局优化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中心研究室副主任 徐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