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25岁晓琦开启了在湖南长沙马栏山人才公寓的全新生活，生活圈便利得令人惊喜：步行8分钟就是生鲜市场，10分钟通勤圈直达办公区；楼下共享空间里，平价食堂与智能健身设备一应俱全；作为园区企业员工，她每月还能享受租房补贴。

据了解，在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统筹下，长沙已组建20家“长沙青年人才驿站 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驿站”，累计服务2.8万人次。

对这些青年来说，驿站是短暂歇脚处，更是梦想生根处。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与实惠，正是政策红利转化为青年获得感的生动注脚。”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书记上官剑表示，打造让中青年群体“近悦远来”的城市，需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缓解后顾之忧。

在调研中他注意到，在人口大量涌入的城市中，中青年群体尤其是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往往容易陷入“区位与租金难以两全”的住房窘境：经济能力范围内的租赁房源往往地处偏远，而交通便利的核心区域却又租金高昂令人却步。

近年来，为解决青年人、新市民等群体在城市安居问题，相关部门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住房保障体系改革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创新经验。

上官剑介绍说，以上海市闵行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为例，该项目创新性地构建了覆盖园区青年、基层管理者等不同群体的梯度化租赁住房体系，不仅有效解决了产业园区周边劳动者的居住需求，更通过“以房引才、以房留才”的模式，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安居保障。

在他看来，长沙马栏山和上海闵行的创新实践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放眼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仍面临供给总量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与中青年群体“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殷切期盼相比，仍存在明显的供需缺口和政策落地差距。

“当代中青年群体都渴望在工作之余找到归属感和家的温暖。”对此，上官剑建议着力盘活存量资源，“建”“改”并行拓展房源，将符合条件的公房小区、产业园区配套住房等转型为青年友好型租赁社区，在提升空间使用效能的同时，为青年人提供多元化、可负担且有温度的居住选择。

他认为，要让中青年等奋斗者真正实现“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的品质跃升，关键在于构建精准供给体系。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创新“小户型、低租金、优配套”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产品，建立与中青年收入水平相匹配的梯度化供应体系，让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城市守护者，以及相关中青年专业人才，都能根据自身发展阶段找到适宜的居住选择，切实减轻“租房难、租房贵”的生活压力。

与此同时，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等各类主体以资金补贴、职工宿舍、对接房源等形式帮助中青年群体缓解住房压力。进一步探索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鼓励更多金融机构推出适合这一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其租房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目前，上海市文化人才之家以契合用户需求的社区配套公共空间、服务活动，打造‘最懂年轻人’的城市青年品质生活新型社区，吸引了大量青年文化人才入住。”上官剑表示，要在青年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开辟公共活动空间，以需求为导向，有机嵌入学习培训、交友联谊、就业创业等社区服务，鼓励青年在社区发挥自身专业所长、参加志愿服务、融入社区共治，从而实现与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

中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就业状况直接决定着个人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质量。为切实解决这一群体的发展需求，各地政府正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模式。

‌两个月前，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举办的“‘郑’好需要你 未来皆可期”2025郑州·大学生集中毕业典礼现场，郑州市正式发布“郑州青年卡”上线的利好消息。此卡专为在郑青年量身打造，主要面向18至45岁来郑青年提供人才政策咨询、创业就业支持、生活优惠推送、青年主题活动等服务内容。

“这项创新举措通过数字化手段，将就业服务、生活保障、城市融入等青年刚需整合为‘一卡通’解决方案。”在全国政协委员、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笃波看来，“郑州青年卡”的创新设计尤其注重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既要解决应届毕业生从校园到社会的过渡痛点，也为外来务工青年提供了职业发展通道。

为这一利好消息感到欣慰的同时，王笃波也清醒地意识到，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人才培养结构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错配问题依然严峻。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人才紧缺，而部分传统学科毕业生却在求职道路上四处碰壁。

在他看来，当前中青年群体在就业市场仍面临多重障碍：一方面，就业信息渠道存在结构性缺陷，“信息茧房”效应与信息过载现象相互交织，导致人才供需双方难以实现高效匹配；另一方面，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设置过多非必要门槛，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年龄、学历背景等刚性条件，这些与岗位实际需求脱节的人为壁垒，进一步加剧了中青年群体的就业困境。

“需要多措并举拓宽中青年就业创业渠道，健全就业创业支持和保障政策，破除这一群体就业的各种障碍，促进其高质量充分就业。”对此，王笃波提出了相关解决方案。

首先，要重点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等新兴经济形态，充分发挥其就业吸纳潜力，为中青年群体量身打造与其专业技能相匹配的优质岗位。

其次，要统筹城乡发展需求，大力开发基层公共服务岗位，通过完善职业发展通道和待遇保障机制，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基层就业生态；建立健全就业跟踪服务体系，为青年人才提供持续的职业发展支持。

同时，王笃波特别提出要从职业发展源头切入，系统性地强化青年职业规划指导服务。构建“认知启蒙—职业引导—岗位对接”的全程化服务机制，为青年群体搭建职业发展的立体化支持平台。

“帮助中青年群体全面把握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催生的新兴职业机遇，深度理解基层岗位的职业发展路径和成长空间，从而拓宽就业视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就业发展。”他进一步表示，要结合大数据、摸排等手段精准掌握高校毕业生求职意愿和就业状况。要对就业有特殊困难的人员提升服务精细化程度，通过岗位推荐、技能提升、兜底安置等帮助其尽快实现就业。

此外，王笃波认为，要建立覆盖中青年全职业周期的技能培训体系，重点实施青年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并支持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针对失业青年群体，提供“培训﹢就业”联动服务，对长期失业者开发保障性岗位。对于不愿工作也不愿接受培训的某些中青年群体，可通过生活援助、技能培训和心理咨询等多维支持，促进其就业观念转变。

今年我国“世界人口日”主题为“婚育幸福起点 爱与支持相伴”。

在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看来，这一主题深刻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特征，为通过构建全链条生育支持体系，着力破解中青年群体面临的婚育成本高、养育压力大等现实难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相关指引。

去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目前已有超过20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

“当前，我国已逐步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范围、完善婴幼儿照护体系、强化生育财政补贴等方式补齐生育支持体系短板，但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较为有限。”彭静坦言，现有政策对中青年群体生育后所面临的长期抚养成本、教育资源供给、职业发展保障等系统性挑战关注仍然有所不足。

在她看来，回应中青年等适龄人群的生育期待，需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方联动机制，构建涵盖从孕期保健到子女成年的全周期综合支持网络。

“生育只是人口发展的起点，关键在于后续的养育过程。如果公共政策仅聚焦于提高生育率，而缺乏对养育环节的系统性支持，那么即便短期内实现了生育率的回升，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发展的结构性难题。”彭静表示，生育支持政策需从“促生”向“优育”转型，让更多年轻人敢婚愿育、优生优育。

为此，她建议构建“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的政策支持体系，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完善0~3岁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扩大社区托育点覆盖范围，降低家庭育儿成本；二是建立阶梯式育儿补贴制度，根据子女数量和家庭收入实施差异化补贴；三是健全职场父母权益保障机制，包括延长男性陪产假、推行弹性工作制等措施，切实减轻育儿家庭的后顾之忧。通过构建全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真正实现从“能生”到“敢生”再到“优育”的转变。

同时，彭静认为，构建完善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关键还在于充分发挥经营主体特别是企业的作用。

就此她提出要推动用人单位建立生育友好型弹性工作制度。具体而言，建议在哺乳期（产后一年）内为女职工提供包括“经济补偿性离职、职业保留期、灵活工时制、居家办公”等多元化就业方案，既保障女性劳动者的职业发展，又兼顾企业经营需求，实现生育保护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平衡发展。

“同时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生育津贴支付标准，将延长生育假、陪产假及育儿假期间的津贴统一纳入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畴，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彭静表示，要通过政策引导“双管齐下”，既鼓励用人单位为育儿职工制定弹性工作制度，也要支持企业兴办福利性托育机构，让中青年群体中的育龄家庭能够“生得起、养得好”。（记者 赵莹莹）